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100多年了，它怎么还存在，还在有人使用？说明了什么？

由于 *&敏@@@感@****词*&的限制，论坛上发的文本，一些词做了替换。未替换版本和最新版本在此：

新中国七十年世界语学的进展 Evoluado de Esperantologio en Nova Ĉinio dum 70 Jaroj

另外，本文有价值的跟帖，我也同时在《世界语研究》栏目本文下面转发。

下面只就诗歌部分说一点我的意见,不是针对周流溪这篇文章，只是由此想到一些问题。

诗歌首先不是格律，而是内容、感情与语言风格。格律在诗歌表现中的比重是很小的。但是，格律最能使一段文字在视觉上显得是“诗”而不是“散文”。这就是中外写作者把格律过分放大的原因。最容易说明这一点的，是古老的经典（如《诗经》）和现代的民歌和戏曲唱词。文人写作脱离了歌唱，就只能数着字数“填写”“诗歌，不敢越雷池一步。在能歌善舞的人的口中，格律是有一定自由度的。如：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古人又何尝不这样：

有客有客字子美，
白头乱发垂过耳……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
三年饥走荒山道……

如果摆在纸上看，这些句子是不整齐的。唱或吟诵起来，是整齐的。

翻译诗歌如果数着字节，难免胶柱鼓瑟。高手是不是能既再现原诗格律又完整无损地再现原文内容？答案是，可以偶得，难以力致。

中国的“词”，原本也是相当自由的，敦煌发现了早期的词，证明了这一点。文人不会唱，字数和平仄就成了铁板一块。这种形式，不但没有“解放”诗歌，反而套上了更精致的枷锁。“词牌名”就是枷锁的种类，这样一来，本来就是写秦娥的“忆秦娥”，变得和题目风马牛不相及了。“西江月”就和“江”“月”毫无关系。古人这么做了，也不是没有好作品，我们认为这种写法好不好都改变不了历史，但是这个传统实在不知得我们感到自豪，更不必当宝贝向外国人推广。最直接的尴尬：满江红，要不要译出意义？如果译出原意，作品内容又毫不相干，让外国读者一头雾水；如果音译 Man Jiang Hong，外国读者也不知所云。如果只有少数这样的词牌名，偶尔出现在世界语中，倒也问题不大，不幸的是这种东西相当多。让外国读者读 Pu Sa Man, Shi Liu Zi Ling, Qing Ping Yue, Shui Diao Ge Tou, He Xin Lang, Ru Meng Ling, ................ 他们会不会头大？

所以我的建议是，站在读者角度考虑，翻译中国诗词，只传达原文构思之美、激情之美、情操之美，忽略本来就无法传达的格律和词牌名，不用一大堆中国词牌名给外国读者增加负担。

觉得少点东西有点可惜？不可惜。中国人也在丢弃那些东西。再说，外国读者想知道中国古典诗词的原汁原味，恐怕只有学习中文一条路了，任何翻译都承担不起再现中文原汁原味的使命。

一、新中国时期关于世界语的辩论

世界语学/国际语学颇有赖于世界语本身。如果世界语不行了，则世界语学/国际语学将没有什么意义。世界语传入中国十年后，发生过关于世界语的一次大辩论；1930年代又有过一次。这些具见《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第十章的有关部分。新中国建立后，在一段时间里倒没有这种争论；但那不等于说吾语（nia lingvo）已经处于风调雨顺之中。二战前后德国、苏联互相猜忌仇杀就殃及两国的世界语者，希特勒把德国一大批世界语者作为通俄的“Komunismo者”杀害，苏联也把一大批世界语者视为德国“间谍”而杀无赦。
奇怪的是，新中国初年出版的《中国报道》，想寄到德意志民主国共和国的读者那里却被当局查没（前揭《一百年》60页“东欧某个Socialismo国家”拒收我国的世界语刊物），该国还通过外交部向我国打招呼表示它不愿接受这个刊物。考虑到要维护Socialismo阵营的团结，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遵照上级指示停止工作，刊物停止出版。这就奇怪了：还没等“老大哥”下令（据知是赫鲁晓夫刚上台放松了极左的限制，苏联那里还能容许世界语活动，东欧别的Socialismo国家也不像东德那样极端）我们就停办杂志了，那已经不可理解；怎么连协会也停止运转了呢？原因就在这个全国协会只把对外宣传作为官方任务，对国内世界语运动的开展并不很积极。虽然1957年又恢复了全协和刊物的工作。但只是在1963年陈毅出席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并发表支持世界语的重要指示后世运才恢复常态并有所发展。过了几年别的更大周折又来了（连改革开放后也并非没有变故）！这里就不多说了。
不少人总质疑世界语：它怎么100多年还没普及？肯定不会成功！这种先入为主之说很不恰当。其实100年做不了多少事。国际Socialismo运动100多年了，还经历了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倒退，可说进展不大；但中国还在坚持Socialismo道路，我们不能因为有挫折就失去对前途的信心。但人们总还有疑惑：世界语是一个没有祖国的语言，怎能生存并通行开来？其实世界语中早有一句名言：Esperantujo estas nenie, sed ĉie（世界语之国无所在处，但又无处不在）。其意思是：地球上的确没有一个大地方，其全体（或大部分）居民都说世界语；但全球各个角落都有懂得世界语和应用世界语的人们（世界语者esperantistoj），这就是无所不在、无往不届的“世界语之国”。世界语的分布范围绝不比英语的小，甚至会更大，尽管在使用人数上它不如英语多。世界语和英语是当今能充当国际性语言的两个特例，凭借这两个语言中的任何一个就大抵可以走遍天下，两个都掌握那就更好了。但很多人从实用主义的眼光看问题，总觉得有了英语就行了，还要国际辅助语干什么？
1982年1月Leger Brosnahan(一位在华工作的英国人)写信给英文的《中国日报》，说他对该报所发新华社对上年底成立的中国世界语之友会的报道文章“感到十分悲哀”：那篇文章“居然想当然地把世界语看成是有助于人类沟通、促进文化交流的有效手段”。Brosnahan认为：人造语在促进人类沟通上是一种十分昂贵最终死路一条的方案，而世界语就是这样一种既没有人说也没有人看的语言。
10天后，在《中国报道》社工作的英国专家Geoffrey Sutton以“世界语是一种有效的全球语言”为题投书《中国日报》进行反驳。他说明了世界语的优点和实际应用的情况，指出世界上有世界语广播（北京的国际广播电台就有世界语播音）、有上百种期刊用世界语出版（包括颇受好评的《中国报道》）。他还提到世界语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上的成绩（按：他著有《世界语1887-2007原创文学百科全书简编》，2008年出版，我在2012年参加在河内举行的UK上买到此书）。魏以达也发文批评Brosnahan。但Brosnahan还再次发文坚主世界语只是空想，而人们应该把钱财和精力放在民族语言上。《中国日报》前后共发表了11封读者来信。
但若按Brosnahan之说，各民族都只顾关照自家的语言，那么人类交往中的语言障碍将永远解决不了。
到1997年，《读书》杂志上又出现了周质平寄自美国的文章“春梦了无痕——中国近代世界语运动”，认为世界语是“在‘太虚幻境’中神游的一场春梦”；“Esperanto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始终不曾从‘死文字’转化为‘活语言’，Esperanto 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了！”他还认为鲁迅对世界语的态度只是“不反对”；他又嘲笑巴金对问题的看法（“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始终停留在少年‘觉慧’在小说《家》中的境界”。这篇文章受到了章怡（按即商务印书馆的社长陈原[他与晚年的巴金还有交往]）和石成泰的严肃批评。周文提到：钱玄同主张废灭汉语汉文而用世界语代之，“这不是梦，又是什么？”按：钱氏的过激言论是五四时期爱国人士特有的表现，但那只是个人的偶然失言，并不能作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坚强证据。
这些否定世界语的人们没有考虑到：英语并不是万能的；它在很多地方都受到抵制，因为它实质上代表了一种语言帝国主义(lingva imperiismo)。这是英国几百年殖民主义以及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美国称霸天下所带来的结果；在当前全球化席卷而来的情势下，英语横扫各大洲，那对世界上很多语言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教育中的语言灭族》一书（T. Skutnabb-Kangs，2000；IntI, 35有介绍）对全球化过程中各国英语教育强劲而令众多民族语言面临严峻命运作了醒目的揭示。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颁布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世界语运动的布拉格[人权]宣言与它是协调的。承认语言人权（语言平等），就要承认语言多样性；只有语言多样性能够保证文化多样性。有人强调全球化的民族融合和英语独尊的实用主义，反对语言和文化多样性；那不能成立。所以世界语在其原初宗旨（以这个语言来消除民族交往的障碍、促进各民族的理解和合作）之外，现在又多了一个反对语言帝国主义、维持世界语言文化多样性的任务(参看周流溪“语言生态学：静观演化勇作为”[《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已上了知网)。
约在这个辩论前后，著名比较文学理论家赵毅衡提到：“世界语‘最盛时’，‘使用者’曾超过十万；我在70年代末读研究生时，同学中还有[今在]北师大的周流溪等，依然热心于世界语。随着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全面退潮，恐怕这是最后一代了吧。”赵毅衡本身没有真正接触过世界语，其说也属于跟随流俗的主观猜测而已。当然，那也激发了我更积极参加世界语运动，包括世界语学研究和文学创译活动(顺及：赵著《诗神远游》提到美国女诗人哈蒙德1922年就用音节1:1译过贾岛诗；那却大大加强了我探讨汉风式诗歌译、作的决心和信心)。

二、新时期中国学者的世界语学研究
2.1语言学研究
2.1.1 带有理论思考的语言本体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语运动复兴中出现之各地学会的及民办学校的各种书刊经常反映学者从理论上认真思考世界语的语法问题（及与之相关的一般世界语学问题）；这些刊、书、文之多不能备举。秦凯基“世界语语法表解”（《世界》1983/2；）等系列文章胜于传统的句子图解（发表于从EPĈ到《綠萤》等刊）；后集成册为《世界语语法问题探索》，由北京世协印行。江苏世协印行的《世界语论文选》（1983）也刊出较早一批成果。[ 2009年又有《江苏省世界语文集》，大部分文章涉及语法、词汇、词典、术语、翻译。] 安徽世协会刊《世界语者》在80年代登了不少语法文章（像1985/3的杨秀君谈kiel和kvazaŭ、韦山谈antaŭ和antaŭ ol，都能为学习者解惑）。湖北世协每年的学术研讨会（包括面谈和笔谈）、北京社科联和北京师大合办的学术前沿论坛，都有不止一次报告涉及世界语语法问题。[ 如，王崇芳“世界语中常见的歧义现象”（湖北世协2006年文集）谈及语音（连读）、词汇和句法的歧义。安徽会刊（1985/1、2）有王永振“反身代词十问”；江苏会刊（2009）又有萧耐园“世界语动词的反身用法”。] 张丹忱的“世界语的类型学特征”(《外国语》1988/3)是理论著述。世界语教师们的文章还载于中国高等院校世界语教师协会会刊《高校世界语》（1991），也收在于德全(等)主编的《外国语言研究》和《高校外语教学与研究》二书；如魏以达“试论世界语和英语的时制系统”（《外国语言研究》第一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8）、“世界语和英语语序对比研究”（前书，第二辑，1998；以上二文上了《世界语学习•世界语学研究》网，也被《湖北省世界语协会世界语研讨会论文集（1980-2002）》收录作为2002年报告），都属很有份量的专题研究。至于其“Ties用法小议”（《世界》1997/5-6），也能抓住一个特定问题深入探讨，而这种探讨对提高中国世界语者的语言悟性和运用能力都有帮助。其实十六条规则管不到的地方多的是，若不下大功夫去钻研则势不能全面准确地掌握世界语。我们当然不是吹毛求疵或要求人人都达到专家水平；但是中国人的世界语水平越高，对世界语运动就越有利，这毕竟是不言而喻的。而现在的问题是语言水平偏低、随时出错的情况太多。在新世纪里我们应该积极解决这个问题，要加强学习和运用，已经有成绩的也要锦上添花。
就世界语而言，它当然还要不断发展和完善。[ 如《世界语基础文选》里的初期著作本应是典范；但也有些用法需要改变（重版的编者注里都有提示）。然而这种某个词句的改良与从根本上动摇语言基础的所谓改革不是一回事。2007年有人在网上发文“发展性数格，完善世界语”，竟主张世界语应增加一个与格，增加性的范畴，并把原有的数格协调扩展到这些格数性的全面协调；又须改变和增加动词的屈折形态。这种美其名的“完善”是妄说，是倒行逆施，万不可行！张丹忱“世界语的类型学特征”(《外国语》1988/3)指出：柴门霍夫为说不同语言的民族创造共同的第二语言时全面地考虑了这种语言的要求和应具有的特点，已经做了最佳的选择：世界语虽然主要建立在印欧语言的基础上，但它不是熔合型屈折语而也包含黏合语和孤立语的因素。他的客观选择对了，岂能改变！] 无论语法方面还是词汇方面都是如此。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发展最快的部分，也是争议较多的部分。中国同志在词汇方面的认真研究，有魏以达“试论世界语和英语的词缀体系”(于德全之书第三辑1998、世界语学习网，及《世界语研讨会论文集（1980-2002）》)和其他同志的文章。郑伯承、李威伦都鼓励在世界语学习中注意利用词源知识（郑氏有“英语与世界语词源比较分析”，载于2002年学术前沿论丛）。[ 郑氏又有“世界语的理据学研究”(载于2006年学术前沿论丛)、“从词源学看世界语对学习外语的帮助”（载2009年学术前沿论丛）。李氏2014年在中关村图书大夏北京世协的文化多样性讲座讲过词源与学习的问题。] 李威伦的短文“某些合成词的特定含义”（《世界》2001/7-8）里提及的nova jaro（新的一年）和novjaro（新年=元旦）这种差别，只要提醒一下中国世界语者就能掌握；但像sakstrato（死胡同，直译是‘袋子街’），它从哪儿来就不大清楚了（英语说 blind alley‘盲巷’），要学会它很麻烦。这样的词有其构成的理据；但到底何时该照哪个语言仿造，谁也说不准！王崇芳在《世界语学习》网上发表“试论世界语惯用语”、“论词的搭配”二文，介绍了不少地道搭配和惯用语；他认为掌握地道搭配可以避免中式世界语，又强调惯用语是世界语语汇的必要组成部分。
但是，惯用语句其实是句法和词汇纠缠在一起的，很多都深受特定文化因素的影响。费德勒2002年的《世界语惯用语句集》搜罗繁富。[ 又与人合著《图解惯用语句》（2004）。李士俊《汉世中华成语熟语集》于2014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至如该书所收的balai ion sub la tapiŝon（掩盖、无视、搁置某事，直译是‘把某物扫到地毯底下’），同英语的sweep something under the carpet是一样的表达法（这个英语说法不易为外人理解，而且sweep… under也可能被误会成‘在地毯下扫[掉]’；世界语因为tapiŝon带着表示动作方向的格词尾-n，语法上不至于误解）；但该惯用语句中国人理解起来总会觉得费劲。各民族语言的特色表达法纷繁复杂。这样的东西一多，世界语的易学性就大打折扣了。
叶斯柏森（1928）指出：“反对国际构拟语言的人经常持有一个论点，即国际语绝对不如自然语言那样完善。我承认，这种观点有几分道理。我们的国际语不像英语那么丰富，不像法语那么典雅，不像德语那么有力，不像意大利语那么优美，不像俄语那么精致；它也不像母语那样带家常味。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人们所赞赏的民族语言的那些优点只有本民族的人使用时才体现出来。国际语完全可能比法国人讲的英语更丰富、比丹麦人讲的法语更典雅、比一些意大利人讲的德语更有力、比英国人讲的意大利语更优美、比德国人讲的俄语更精致，也比俄国人讲的丹麦语更带家常味。国际语是一种辅助语言；我们只能公正地把它与外国人使用的自然语言来相比。因此，国际语者们也就不必为自己的语言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而抬不起头。”（见其《一个新国际语•导言》。）[ 肖平在《世界语学习•世界语文论》的网文“语言学家谈世界语”引用了这段话，为世界语辩护。] 其实世界语“十六条”已经为语言的群众使用预留了必要的空间：第15条规定可以从民族语言引进外语词（国际词）。世界语词汇不断扩大，为传达文化内容尤一发而不可止：像sweep的惯用语句可以用，有些中国人也觉得可以引进“元宵”之类字眼……；那样一来世界语就根本无须担心还会有什么不足和不自然之处，它简直要什么有什么、想多么细致优美就有多么细致优美了。然而并非所有使用世界语的人都能随时随地从心所欲表达自己而又能令人立即轻松愉快地理解；作为国际语，世界语一开始就考虑到表达和理解的困难，它要优先体现简便好用的原则。这条底线却不能打破。
在《世界语学习》网上，有王崇芳写的“有必要引进 daĵeno（大人）这个新词吗？”和魏以达写的“此风不可长”（魏文原载《世界》1998/3-4）。二文分别批评《聊斋》两位译者引进新词和改变旧词的语法形式(按：胡国柱所译《聊斋》苦心别裁、很有成绩，但转性词多)。批评意见原则上能成立。我认为：很多中国同志迫不及待推出vejĉio（围棋）去取代来自日语而已经在世界语中流行的goo；这完全是虚荣庸扰、自找麻烦、多此一举。他们不知goo源于古汉语，不是日本人生造的。何况vejĉio里模仿的现代汉语破擦音对外人而言并非好东西！[ 日本于围棋之普及、竞赛组织和规则乃至外传都超过中国，奈何？关键问题是要反效“学生”而出新。梅，旧译pruno；那实为李。新的词典已订正为umeo；此虽为日语词形，而实来自古汉语（我还主张把英语久误的plum也改为umeo）。我在广东世协《綠穗》（1990/1）的诗弃krizantemo而造kikuo（菊），它是日语词形而实质仍为汉语词；再者，krizantemo現已不再指菊科而指茼蒿科了。似此若不注意就会导致歧义或误解。]（但王氏一面说现在世界语词的数量已经猛涨到超过人的记忆力之程度，一面又似乎毫无保留地大批接受西方惯用语句，总嫌小有矛盾---因为那些惯用语句也要逐个死记。他独力编写的《汉语世界语大词典》，是里程碑式的成果。书里把新词单独做成附录，也算是谨慎的事。但既然尼［姑］已经翻成bonzino‘女僧’，为什么优婆夷即女居士却翻成upasiko而不按居士即upasako类推去造一个upasakino‘女优婆塞’？我们不是抓住一点就来批评编者；这实在是谁也解决不了的大问题---虽然upasakino是梵语中不存在的词形，不见得能讨好；但是如果upasiko要单独立条进入世界语词库，那么梵语的许多词就都要跟着涌进来了！）
至于在构词或语法上突破旧规，若是极个别词而又不无依据，原也差可容忍；比如径以dank作介词（‘由于’），或能成功：它所从出的德语本有此先例。（李士俊曾为far代替fare de公开做过辩护，见Printempa Kampo，II/6，1995。）但魏氏提出：不能“采用突进和釜底抽薪的办法”来改造世界语；他还有鼎力一文“Uzada Kutimo kaj Evoluado de Lingvo”坚决反对这种改造。

2.1.2 理论性研究
1979年，张丹忱、唐长荫在《语言学动态》（第3期）译载“语言计划的五个方面”（M.Nahir著，原载《语言问题和语言规划》IPLP, 1978/2），把外国学者关于语言规划的学术思想和成果引进中国。常宝儒也发表“国际辅助语类型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语言学动态》第1期）；该文说明国际辅助语研究有两条路线：社会语言学路线和符号学路线，后者包括类型学研究。与此同时周流溪译出威尔斯Lingvistikaj Aspektoj de Esperanto一书并写了跋语（1980年先油印流通，名《世界语的语言学概观》；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世界语学概论》）。此跋在国内首次系统论述国际语学（语际语言学），明确指出其整体范围：它和语言计划及克里奥耳语言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的几个活跃部门（该文的改写版本“国际辅助语和国际语学”1987年在《世界》杂志连载）。1980年，张丹忱在湖北世协学术讨论会上作了“语际语言学和世界语学”的报告（后发表于《世界》1983/4，文中提及‘语言规划学’一词）；接着周力发表“国际语学和世界语学”（《世界》1983/1）。《外国语》杂志1988年刊发一组文章论述世界语。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一些世界语学者有几篇文章收录在于德全编辑的两套论文集里。90年代以来，刘海涛发表一系列富有新意的国际语学文章（如“国际语学和计划语言”，《现代外语》1995/1；“计划语言和语言规划关系初探”，《外国语》1996/5），还建起网站，使中国的国际语学研究与全世界紧密接轨。1994年张丹忱发表“语际语言学在中国”（《未来》第2期）。1998年刘海涛发表综述文章“中国的国际语学研究”（LPLP，22［他本人也是该刊的编委］）。1999年周流溪撰写了《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侯志平主编）书中“世界语学和国际语学研究”一章的主体部分，也把至90年代末国内在该领域之研究做了总结。[ 刘海涛在1998年已写成《国际语学导论》一书的初稿，然而此书尚未获得出版机会。2009年日本京都世界语思想社出版了木村护郎、渡边克义主编的《媒介言语学读本》，它重点介绍具有国际语作用的民族语言和规划性语言，探讨其中涉及的社会学问题。]
2002年，周流溪在北京市语言学会的前沿论坛讲了“新世纪的国际语学”。2015年北京市语言学会出版《历届语言学前言论坛精选文集》；这个讲演经过订补（加注）收录于此书，这是向学界展示吾语和世界语学的一个机会。由于该书的学术分量较重、影响较大，此文当不会受到读者的忽略。
在此文、以及在其后撰写的“世界语的语风”一文（提交给湖北省世协2016年学术研讨会），我都非常重视宣传“世界语的精神”。何为世界语的精神？这点柴门霍夫阐述过，基本上就是世界语的国际性和得体性；他着重指出过其语风（stilo，俗称语体，又不恰当地常称‘文体’）方面：世界语者不可使自己的世界语带有本族语腔调。这“腔调”主要指一些习惯表达法，但语法和构词也不应例外；而语法中隐藏的共性问题或争议，则尤其多。然而一谈共性，就有在哪个范围内谈或采取哪种标准来看的问题。因为世界语是走后天的模仿型（归纳型）路线而创造成功的规划性语言（走先天的演绎型路线者已全数失败！），它只能主要从印欧语言里提取词根。印欧语言在几千年尤其是近数百年的扩散中已经广泛分布于地球各地，谁要创造[模仿型]国际语都不能无视这一既成事实。但是从理论上说，印欧语言的词汇就表現了世界语的国际性吗？庇隆（Claude Piron）多年前写过“世界语是欧洲语言还是亚洲语言？”的名文，早已由宋绳坦译出、方善境油印而颇为人知。庇隆认为：由于柴门霍夫的天才眼光，世界语中已经含有不少黏合语甚至孤立语（按，当称“离合语”）的因素；所以，亦可在一定程度上说它具有亚洲语言的禀赋。我看，话也只能说到这个分寸了。再进一步，想大大增加亚洲语言的成分，就会陷入谬误而脱离世界语之基础，那将危及其生命。
所以，各国世界语者（尤其是中国世界语者）务必认真领会和掌握世界语的语言体系之精髓。周流溪二十多年前曾在《世界》杂志发表系列文章阐述“世界语语法的基本问题”，就是意在自省并帮助身旁的同志认清这一点。这是一个长期的学习任务。系列文章没有写完，但还在继续写，因为正如作者一开头所提及的：我们必须在所谓世界语语法“只有简单的十六条规则”和瓦伦铿那近600页厚的大语法书之间认真讨个说法。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二者之间上下折衷而融会贯通，那么对世界语的掌握和使用就始终会有闪失之虞。[ 这些意见，大体见于周流溪2004年前沿论坛报告“东方人如何利用世界语的语法特性”（学术前沿论丛《和谐社会---公共性与公共治理》，2005）、“语言的结构体系与世界语学习问题”（2013年论坛报告）。其“中国人的世界语之特点”（2011年论坛报告）提出我们不要受汉语句法的影响而生偏误，但仍应能有所创造。关于学习问题，可参看永田博和科尔塞蒂合写的“母语影响世界语学习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一文（EES.3, 2005）。]
近来，学者们运用新的手段如语料库语言学来对世界语语法作更客观的考察；比如C. Gledhill所著《世界语语法：基于数据库的描写》（Lincom Europa，1998/2000），就如实揭示了不少超越“十六条规则”的现象。刘海涛的书评“从文本中诞生的语法”（EES.2，2001），肯定了这种科学描写能深入反映世界语的结构和自然演化。[ 在Gledhill之前，李维写过一篇“世界语的语言特点”（英文，载Serta Gratulatoria in Honorem Juan Régulo, Vol. IV. Universidad de La Laguna，1991），从现代技术学角度对语法进行观察。刘海涛的论文“[柴氏]《本质与未来》的计量分析”（2010学术前沿论丛《科学发展：世界城市与人文北京》下卷；英文本载LPLP，2011/1）也科学论证了世界语在结构上（词频分布、词长、依存关系、语序等）是正常的人类语言。但传统的描写语法仍为大众所需：近年有B.Wennergren所著Plena Manlibro de Esperanta Gramatiko(世界语语法大全手册，2005)，厚达696页！国外世界语者中不乏语法家，如Balázs Wacha（谢达海依的高足）及“纠错学”家R. Moerbeek（有文连载国际世界语教师协会会刊IPR 2013）。即使词汇研究也可采用新的手段；如寇特尼编写的四语言对照《学习和就业主题词典》（2002）等书。]
对超越“十六条”的事，固然要严肃对待；但即便没有超越那“十六条”而却未曾被“十六条”细加规定之处也不少，同样要认真研究。德国出版的《世界语语法：学习和参考本》（Dirk Willkommen，2001: Esperanto-Grammatik. Eine Lerner- und Referenzgrammatik）；全书共130多页（IntI，41有其目录）。一般而论，对于欧洲人来说世界语的语法规则很多都已经是默认的事了；德国人学、用世界语竟也还需要这么全面复杂的语法书吗？可见德国人也会出偏差。我们不能老说世界语的语法很简单。应该说，它是很规则的。尽管如此，连德国人都还要认真对待之；中国人学、用世界语应当小心注意的地方那就太多了，否则真会动辄犯错。

2.2 对科学语言的研究
2.2.1 一般研究
1979年西北农学院周尧、路进生创办和主编国际性的《昆虫分类学报》，世界语被列为论文和提要的语言之一。赵英文编辑的《地学》(Al Geografio)，1982年12月创刊，全文为世界语，共油印了16期而停刊；作者曾著文提出“世界语应成为国际地名标准化语言文字”。1985年周尧又主办《动物世界》，也用世界语写提要；1986年他出版了世汉对照的专著《中国向昆虫世界进军》。植物学家曾定之主编了《常见花卉名册》（拉、英、世、汉，1986）；李克希（国际世界语者科学学会成员、中国代表）编译了世、汉、英三语对照《昆虫形态图解》（1987）、《人体解剖学名词》（1989）等，还提出拉丁语术语向世界语术语的新转换法。伊帆、东阳编选注释了《世界语科技文选》（1985）；金海根、戴立明编译了《科技世界语初阶》（1985）。邵融率先编写了《世界语科技课本》（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简明科技世汉词典》（梁梓明主编，1986）、《汉语世界语科技词典》（张金栋主编，1988）也出版了。邵融于1991年向大连理工大学申请科研立项进行世界语术语学研究，并编印了小刊《术语通讯》（Printempa Kampo）。他与张晓霞合写一文“爱斯语（‘世界语’）术语学基本特点和命名原则与方法的探讨”1996年三期连刊于《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顾建华主编了《汉、世、英、法中医术语词典》（1997）。李森主编的《汉语世界语英语铁路词汇》（1999）收录14000多个术语。侯志平在其主编的《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第五章（前三节，已上网）对21世纪前夕国内外科技界应用世界语的情况作了全面总结。他着重提到中国科学院科技世界语者协会及其会刊《世界科学技术》多年来的成绩（协会多次组织国际会议，刊物获奖）。21世纪科学更加发展，世界语者应把这方面的事情尽快做好。所以，新世纪世界语在专业领域的应用和研究是很紧迫的工作。要想让世界语真正进入各专业领域，首先需要有一大批使用它的专业人员，还要有专家制定出各专业的标准术语体系。显然，这两条做起来都不容易，还有待于长期努力经营。
世界语在术语标准化中并非总是被动的角色，它也应该能发挥一定的主动促进作用。刘海涛“从计划语言研究看术语标准化问题”（《术语标准化和信息技术》1996/2-4期连载）、郑伯承与姜铁诚“以世界语为中介实现术语标准化”（同前刊，2004/2）及郑伯承“世界语与术语工作”（学术前沿论丛《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下卷，2008）等文都表述过世界语可以发挥主动积极作用的观点。
在言语自动加工等新领域，世界语也能发挥这种作用。刘海涛曾发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媒介语问题”(《情报科学》1993/2）,论证世界语适合作为机器翻译的媒介语言。其“国际语学的信息学方面”一文（见F & L，2001）证明世界语的词频、句法和语义都适合计算处理，应能对计算语言学做出贡献；但业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比如20世纪晚期乔毅设想过一个汉语世界语翻译系统（Maŝintraduko kun la ILo kiel la interlingvo: Enkonduko al la CHIL traduksistemo，见IntI 1998/2报道），还属初步尝试。

2.2.2 与计划语言纠缠的研究
国际语方案至今还不时出现（网上见有百十个方案；有闹着玩的，且不论），我们也还要做比较研究。白朗克“从方案到语言”一文（应用语言学杂志《界面》Interface,15.1,2000），用14个标准来衡量各种方案（包括沃拉普克语、依多语、中介语、欧西语和1981年的Glosa方案)，辨认出从最原始的手稿方案到最为发展并已起变化的语言之间的28个层次！作者以此很有说服力地表明世界语是相对成功的规划性语言。2000年以来有几种改革世界语的方案。2002年出现的“大同语”（Mondlango，Ulango），就批评世界语并大加改革（它实以世界语和英语为基础，语法上也采纳了一些英语和汉语的简化因素）。 这遭到了质疑；因为它对世界语的很多批评都不能成立。[ 参见网站《世界语学习•世界语学研究》李士俊文“大同语一瞥”（别处网上有何亚福的答辩）、武元真文“还是柴门霍夫的世界语好”。还有温晋根“国际语能改进吗？”一文。在新方案中刘海涛肯定过Glosa（1993,并与外国人合编过入门书），又评论过国人创造的Kodo语（Journal of Planned Languages,16th edition, 1992）和一个“无语法”的KOD方案（IPI，2006/2）。他认为中介语还是能较好体现国际语的创制原则，但自然性太强。]
刘海涛的论文“混合语和规划语哪个语法更简单？”（《世界语学•世界语研究》EES. 2, 2001）、“鄙准语、混合语和规划语---特殊条件下的语言发展”（Interface,15.2,2001），便将比较延伸到世界语同鄙准语和混合语（后类可涵盖前类）之间。[按，这种研究也关乎世界语身份和命运的定位，本身就是社会语言学的正规研究，故不能轻视之。] 他以具体的事实和仔细的分析从社会学和语言学角度论证这些语言间的异同和演化途径。[ 臼井裕之也关注此问题。数年前他到新几内亚（1980年西德《国际语学资讯服务》说那里有700种语言）旅行实地亲身考察了当地的鄙准语Tok Pisin。在2014年北京世协一次活动中他介绍了该语言（及其和世界语的异同）。近年韩国人推出Unish语，2001年网上又传出Toki pona语，都主动吸收了鄙准语一些表面的优点。
日本学者还应用国际语学的理论观点去研究日本过去在殖民地、占领地实施语言霸权的经验教训。这说明国际语学像一般社会语言学那样，是有用的学术思想或工具。参见臼井的Interlinguistics and Esperanto studies in the social context of modern Japan (LPLP 32:2, 2008)。] 作者主张在研究这些不同语言的学者之间开展合作交流。（差不多100年前舒哈特就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可说是混合语学之父，同时也关注国际语学；我们应顺着他开创的道路前进。）但某些混合语学者夸言：混合语是自然语言，应胜于世界语这样的规划性国际辅助语。刘海涛说：如果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比一条自然河流能给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规划语为什么就不能比自然语言更优越？（此乃一妙喻。）
总之，国际语学（以及世界语学）必须首先从社会学[和政策制订]、以及更具体的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和论证。同时也要从语言学的各个方面继续深入探讨。此外，也要从教育学、文化学、文学以及其他更专业的角度（比如心理学、信息学和统计学等）进行验证。所有这些，在新世纪里都已经出现好的势头。在这方面，各地的世协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而湖北世协和北京世协尤为突出。湖北世协在1990年代的学术研讨会论文即已进入知网；其后还有2016年、2019年研讨会的论文。北京世协则借助北京市社科联和北京师大合办的学术前沿论坛，有不少专门报告在论坛文丛由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而为社会所知。
三、对文学语言的研究
国际语学和世界语学不能只是纯粹的语言学或技术科学，也应与人文科学挂钩；故其中应包括文学和文化学。当然，研究应着重于文学与文化中同语言相关的方面。首先必须指出：世界语是国际语的代表，而它已初步形成一种国际文化；其表现是一个住处分散然而理想一致互相联系的语言社群及其积极的国际性活动、一种从翻译和移植各民族语作品而汇合成的国际性文化基础（这些世界语作品具备共同的语言）、一定数量的独立的世界语原创作品。上文提到匈牙利一个简要的科技参考文献目录已收入4000多种著作。这当然不能算很多，但也是前进的基础或起点；其实此外的著作不少，而且与日俱增。而就文学作品而言，情况更是不同：书籍已有15000多种。到21世纪之初，各类世界语书籍全部加起来已有25000种左右（英国世界语协会图书馆收藏的世界语图书即已超过2万册），真是多到读不完的地步了。一个语言群体能有来自母语之外的这样一个库藏，并不容易。（试想一下：比如全世界懂英语的人群不但没有译自马来语因而代表其文化的25000种书可读，而且也许还没有从汉语译出的25000种书可读。）
世界语的原创文学和翻译文学同语言本身一道诞生，它已成为世界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柴门霍夫高度重视翻译，认为它能丰富语言并有助于其进化。柴门霍夫懂得十多种语言，文学翻译家格拉波夫斯基和卡贝更各通晓30种语言；可以想象：单是这一优势就将无形中赋予其翻译和创作以一定程度的国际性。事实上，格拉波夫斯基的《各国诗歌选》就译自30种语言；他也有原创诗作。他翻译了波兰大诗人密茨凯维支的长诗《塔杜须先生》；卡贝翻译了波兰作家普鲁士的长篇小说《法老王》(已由邹国相同志转译为近700页的中文版《法老》，2009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印行)。柴门霍夫翻译了《安徒生童话》和旧约《圣经》。由于柴门霍夫本身懂希伯来语，又在青少年时代就掌握希腊语，这保证了其《圣经》译文的高质量。在第一代作家之后又有第二代作家（以匈牙利巴基和卡洛柴为代表）、第三代作家（以英国诗人奥尔德和布尔顿为代表［有V. Benczik编的二人祝寿文集，1999］）。卡洛柴也有译自30种语言的诗集，还与瓦伦铿合编《诗艺指南》（1932）。巴基的《牺牲者》和《在血地上》使世界语有了经得起考验的原创长篇小说。奥尔德还撰有《世界语原创文学导论》（1979）。世界语原创文坛上各国的老将新手，表现各种题材，运用各种手法，形成不同风格和流派而构成了一种合力。世界语120年来积累的文学原创作品之多已经需要一部专业的小百科全书才能全面展示了！[《1887-2007世界语原创文学百科全书简编》（G.Sutton编，2008）里有很丰富的资料。] 翻译也不断出现新译和重译，质量越来越高。翻译和创作又相辅相成。
世界语文学使世界语文化成分不断积累，该文化的存在无庸置疑、不可否认。世界语能表达人类的任何思想感情。与第三代文学（不仅是诗歌小说）呼应，有其他现代媒体的文艺创作。（如瑞典的音乐组合Persone用世界语演唱流行曲。美国电影《挣扎》［1964］和恐怖片《噩梦》［1966］都使用世界语。中日合拍的《望乡之星》［1980］表現绿川英子时多有世界语对话。中国电视教学片《希望》［1987］里除世界语教学语言外也包含有趣的生活内容。）在专业领域包括科技领域，世界语亦能表达任何精确的概念；因而在科技和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世界语也都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化。
中国有政府广电部门主办的世界语广播及外文局出版的世界语杂志；出版了400多种书籍。中国古今文学、文化有大批作品译成世界语，包括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和与国际接轨的两大卷現代文学作品《中国文选》(1919-1949, 1949-1979)。[ 还有《中华小百科》、《中华五千年》、《中国传统节日》、《鸦片战争》、《中国地理知识》、《中国医药史话》、《保健食谱》、《中国古代哲学家》等。又有王崇芳译《骆驼祥子》（1988）、《论语》（1996）、《道德经》（2007,2011）、《庄子》等，谢玉明译《虎符》(1985)、《红楼梦》（1995-97），李士俊译《屈原》(1987)、《寒夜》（1990）、《子夜》（2010）、《四世同堂》（2011）、《水浒传》（2004）、《三国演义》（2008）、《西游记》（2009），刘铃译《茶馆》（2011）、魏以达译《家》（1999）、《围城》(2018)、《宋词300首》（2019）等。] 其他各种正式半正式的世界语出版物约300种。李仁芝、卢纪新在香港的世界语出版社出了好几批书。很多学者也从多个角度总结了世界语翻译的正反经验教训。[ 从方善境《学译手记》（鄂、穗1997）、李士俊“中国古典文学的世界语翻译”（《科学发展：世界城市与人文北京》下卷，2010）、卢纪新之书《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胡国柱“执著译聊斋”等可见一斑。不过，还有非技术性的经验值得探究：为世界语奋斗一生的李奈西在九十高龄时还要自费出版所译之《勇敢的约翰》！]
世界语原创作家以诗人为多，徐声越、苏阿芒（懂外语逾20种）、徐道荣、卢纪新、毛自赋是能走出国门的诗人之代表；叶君健写过小说、巴金写过短剧。他们的作品直接丰富了世界语文学，也就丰富了世界语文化。反过来看，世界语文学对巴金、叶君健、王鲁彦等人的汉语创作之助，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和融合（先体现于个人身上）。这种隐形文化交流和融合对培育世界语文化也有作用。[ 许善述《巴金与世界语》（1995）、于德全“巴金与世界语”（《通化师院学报》1996/3）、萧雪灵“世界语对巴金创作的影响”（2012学术前沿论丛）、石成泰“Esperanto en Bakin”(Esperanto 1994年10月和11月连载)从多角度研究巴金。孙源的硕士论文《论叶君健的多语创作》（2004），叶念先“叶君健与世界语”探讨叶君健带来的启迪。又：周流溪也论及王鲁彦的创作受其世界语文学翻译之影响（2004年北仑市王鲁彦作品研讨会上的报告）。] 胡国柱等创办的诗刊Penseo（三色堇，1990- ），享有世界声誉，现有网络版；石成泰、魏以达先后任主编，陈在维、毛自赋和广东世协、湖北世协经办者也做了有益的工作。胡国柱是诗人，也有“评毛自赋”、“异彩纷呈去来今”（序成泰《绿心独白》）、“百花园中再增妍”等诗文评。他受日本人作世界语俳句的激发，首倡创作中国词牌的世界语诗（今称ĉinesko， 译名“中国风[世界语]诗”或“汉风[世界语]诗”）。他在70年代私下试验过；在其书《世界语诗歌格律》（1983年黄石市世协印行）中已介绍《忆江南》；后来也发表过其他词作（Preludo 24[1989.11]、《世界》1990/5）。杨海春、卢纪新在80年代中期首先响应。外国有大诗人奥尔德称誉此举，也有一些追随者。所以尽管有人反对或漠视，不少同志还是充满热情去创作，甚至越出短调而写中调和长调，以及使用“套数”（一篇杂用多调）。其中最成功的要数魏以达和卢纪新。[ 魏以达有《伊索寓言》中国风全套改写522首，用词牌55种！卢纪新在1986-1987年率先引进了11个新词牌。他不但用汉语词牌创作（有诗集Invit’ al Ĉinesko[1991年写成，1995年在荷兰出版]），而且推出了毛南语诗式（有论文Inviton al Maonanesko）；其诗论集里也尝试了古诗的中国风翻译。又，在第七届全国世界语大会（2007）的学术研讨会上胡国柱和魏以达都有论文明确阐述ĉinesko问题。不过，2019年魏以达在其《世译宋词300首》里并未采用中国风译法。] 石成泰能诗又能文，著述多而快（1994年创作了中国词牌的艳体诗集《花蕾盛开》）。毫无疑问，中国风诗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是一个创举。但体裁格律太严，毕竟有其局限。（汉语之无史诗，固有社会原因；而人们安于格律精严的抒情短篇而且往往一韵到底，则在技术上就无法把诗写长。）[ 若求之太过，还会因律害意。修辞亦然。T. Dahlenburg《世界语修辞格词典》曾收辞格149个，再版（2006）所收多至174个。修辞学之衰微，乃因其繁琐。这些辞格可供参考；然不可迷信，更不可滥用。 ] 若想做宏大叙事，此路不可能宽广。我们赞成ĉinesko，也乐于适时作之；但对其“入世”的成效不能期望过高。窃谓若能确立短、中调共不超过10个品牌，并让外国人也能熟练运用，就可算达到目标了。
如何看待文学在世界语[运动]中的作用，还须深入讨论。汤金（2000）论“文学语言在世界语中的角色”（Interface, 15.1）说：柴门霍夫用文学丰富了世界语的潜在表达力，并发展了日常语言所需要的表达法。早期的文学大体满足于向人们展示世界语之可用；柴氏强调世界语之成功在人们认可其社群的发展。但后来世界语文学却成为语言扩张的强大力量；新词的引进现象很突出（这可说是无形的改革），甚至表现了要求承认一种独特分立的文学语言之态势（《诗艺指南》之出可算是个标志）。然而在卡洛柴之前，米哈尔斯基新造的东西实比卡氏更多；卡氏之后的奥尔德也比卡氏更甚。故卡氏已不算很极端；何况诗人们新创的一些用法也渐渐进入日常口语了。就小说而言，近20年原创作品的数量已占百年来作品的一半（小说的语言比诗歌语言较接近口语）。诗人作家的语言和大众的语言之差距不会越来越大。而且如今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口语显示出新的重要性，加上平等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权威作用已渐减弱。因此，对文学语言不妨重其优点而略其缺点。
* * *
枯燥的理论叙述已经太长。现在换个口味，就具体作品与大家分享个人体会并作切磋。请看汉风诗调笑令：

Beleco de Ĉinesko 汉风诗之美
Kanti, kanti— 歌唱，歌唱——
brile diamanti, 璀璨晶莹浏亮。
plene de animo 小词尽蕴灵思，
per ĉineska rimo. 中华神韵妙奇。
Miro, miro: 奇妙，奇妙：
ĉanto en sopiro. 希望满怀吟啸。

世界语汉风诗本质是世界语学和汉学交相影响下的产物，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我参与汉风诗活动，从中总结提炼出一套仿诗式译法；我以较严的节律尽力传达汉诗特色，近年在Mao Zedong诗词和经典韵文翻译上花了很多精力来践行并逐步改进。具体探讨的实践过程和逐渐完善的操作规则见于我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探索Mao Zedong诗词翻译的汉英合璧新路” (《当代外语研究》2016年第4期，修订版转载于暨南大学《外语论丛》2017年第1期)、《Mao Zedong词的汉英合璧新译”(《当代外语研究》2017年第5期)、“译诗新路：仿诗式译法”(《外语与翻译》2018年第1期)、“让世界真切感知中国传统韵文的格调——仿诗式译法之探索”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还有Trapasado Sur la Kruta Vojo — Mirinda Sukceso kaj Esplorindaĵo de Ĉinesko（Penseo，300 [Oktobro 2016]）及其订补中文版“中国风世界语诗的出奇成功和有待探讨的问题”（德国哈慈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学术期刊《翻译与比较》2019年春季号）。现在只看如何翻译毛词最短的十六字令(汉、英、世音节数1:1对应)：
山 Mounts（Three poems） Montoj
（十六字令三首） — To the melody of Shiliuziling (16-sinograma, esperante)
山！ Mount! Mont’!
快马加鞭未下鞍。 Whip I the steed, saddle-bound. Fluge rajdas mi per spron’.
惊回首， Back looking — Renvide —
离天三尺三！ Three feet t’ sky. Astound! je lazur’ frapont’!

山！ Mounts Mont’
倒海翻江卷巨澜。 Range as th’ sea’s tumbling pounds ĉe mont’ kvazaŭ rond’ ĉe rond’,
奔腾急， ’N fight-hurtling k mil ekvoj
万马战犹酣。 Steeds myriad in rounds. kurus en lukt-front’.

山！ Mount! Mont’
刺破青天锷未残。 Th’ edge, punct’ring th’ blue, is still sound. tra l’ ĉielo ĉe renkont’.
天欲堕， Sky’d topple, Ĝi falus
赖以拄其间。 Save th’ prop on the ground. sen vi la kolon’.

我已将Mao Zedong诗词（正编）全部用仿诗式译法翻为英文并正式发表。而其世译部分还在继续进行。
对古典诗词的译例，可见于下面李煜的词(汉、世音节数1:1对应，调式6a|3a|9a||3b\3b\3a|9a|)：

[离愁](调寄相见欢，一名乌夜啼) Nostalgio(Arie: Xiangjianhuan)

无言独上西楼, Surturen mute un’.
月如钩。 L’ arka lun’.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Sola l’ omok’ en kort’ sub aǔtun’.
‘梧木’，是我从韩语觅得的便用词形(源出古汉语)。
剪不断, 理还乱, Nostalgi’, en seri’:
是离愁。 la kor’ nun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sentas, malorde, guston iun.

但李煜毕竟是个亡国之君；他那萎靡低沉的感情，如何能与我们现在万众一心为中华民族千载复兴而奋斗的壮志豪情相比？故而在尽量在技术上传达其词作的特色之余，当我面对目前举国抗疫而迎来的大好春景，就禁不住反李煜之意而填成一首新的相见欢来歌颂并抒情：

满园树绿花红， Verd-arboj, ruĝ-floroj en l’ ĝarden’;
草茏葱。 herbas pasament’.
冷尽清明回暖，沐春风。 Hele, varm’ revenas post frid’, en printempa vent’.

繁千类，休沉醉： Properas vari’ , ni ne ebri:
境多重! Pli, visajoj jen!
复振神州长盛、立于东。 Ĉini’ reviglas pompe, staras en l’ orient’.

（该词为汉-世双语版；世界语采用音节1:1.5的汉风式表述，0.5或舍或纳。境：不但指实景，还指憧憬、理想、境界。这里即采用借自梵文的visajo，周译或作音义兼顾的“维相”。）

再看古希腊女诗人萨福《我有个可爱的女儿》一诗的汉、世、英译文。此诗飞白(《诗海》1989: 68-69，漓江出版社,见右下)已有长句汉译。我的世、英译文完全仿照萨福体的节奏而加了押韵(世译吕底亚的注音准确符合原文读音；英语注音移动了习惯读法的重音，而另外两个词请按英国音去读而舍弃尾音r)；我的汉译(左下)不能转达萨福体的格律，权且以调寄摊破浣溪沙来模拟其三长句一短句的诗式（平仄未尽完美）。
三行11音节、一行5音节 调式7a|7a|7b/3a|
ἔστι μοι κάλα πάι ς χρυσίοισιν ἀνθέμοισιν 我有个可爱的孩子，我爱的克蕾伊丝，
έμφέρην ἔχοισα μόρφαν Kλέις. ἀγαπάτα, 她全身就像花朵，有着金色的花瓣。
ἀντὶ τᾶς ἔγω οὐδὲ Λυδίαν παῖσαν οὐδ’ ἐράνναν 我决不会放弃她，去换整个吕底亚 古希腊殖民地，今
[Λέσβoν ἀγρέην κε] 和雷斯博斯的良田。 属土耳其。
萨福的故乡(在爱琴海东部)Lesbos今读[lesvos], 故又译勒斯沃斯。
克蕾伊丝/我爱娃， Ĉe mi kara Kleis/ ’stas, filino mia: I’ve the pretty Kleis,/ my dear daughter here[`hIə]:
金光容貌/美如花。 bela floro ŝi/ ’stas, kvaz’ or’ radia. like a golden rose, /her charm’s with no peer[`pIə].
吕底亚饶/勒斯沃， Eĉ por Lesbos ŝin/ mi neniam lasos, I’ll ne’er give her up/ e’en for th’ lovely Lesbos,
不换她！ nek por Lydia[ly`dia]! or th’ whole Lydia[li`dIə]!
采用译名勒斯沃斯而省去斯字(如‘洛杉矶’之例)，暗以沃和饶为互文。 音标y =汉拼ü. Lydia本读[`lidiə]，姑且临时改变重音位置。
我自觉向先行者看齐，不断努力运用世界语积极进行文化交流。这是我们世界语者的天然义务。我们要真正掌握世界语，还要为其发展多做工作，包括研究世界语学；这有助于推广世界语，并促进国际新文化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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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又有《江苏省世界语文集》，大部分文章涉及语法、词汇、词典、术语、翻译。
如，王崇芳“世界语中常见的歧义现象”（湖北世协2006年文集）谈及语音（连读）、词汇和句法的歧义。安徽会刊（1985/1、2）有王永振“反身代词十问”；江苏会刊（2009）又有萧耐园“世界语动词的反身用法”。
如《世界语基础文选》里的初期著作本应是典范；但也有些用法需要改变（重版的编者注里都有提示）。然而这种某个词句的改良与从根本上动摇语言基础的所谓改革不是一回事。2007年有人在网上发文“发展性数格，完善世界语”，竟主张世界语应增加一个与格，增加性的范畴，并把原有的数格协调扩展到这些格数性的全面协调；又须改变和增加动词的屈折形态。这种美其名的“完善”是妄说，是倒行逆施，万不可行！张丹忱“世界语的类型学特征”(《外国语》1988/3)指出：柴门霍夫为说不同语言的民族创造共同的第二语言时全面地考虑了这种语言的要求和应具有的特点，已经做了最佳的选择：世界语虽然主要建立在印欧语言的基础上，但它不是熔合型屈折语而也包含黏合语和孤立语的因素。他的客观选择对了，岂能改变！
郑氏又有“世界语的理据学研究”(载于2006年学术前沿论丛)、“从词源学看世界语对学习外语的帮助”（载2009年学术前沿论丛）。李氏2014年在中关村图书大夏北京世协的文化多样性讲座讲过词源与学习的问题。
又与人合著《图解惯用语句》（2004）。李士俊《汉世中华成语熟语集》于2014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肖平在《世界语学习•世界语文论》的网文“语言学家谈世界语”引用了这段话，为世界语辩护。
日本于围棋之普及、竞赛组织和规则乃至外传都超过中国，奈何？关键问题是要反效“学生”而出新。梅，旧译pruno；那实为李。新的词典已订正为umeo；此虽为日语词形，而实来自古汉语（我还主张把英语久误的plum也改为umeo）。我在广东世协《綠穗》（1990/1）的诗弃krizantemo而造kikuo（菊），它是日语词形而实质仍为汉语词；再者，krizantemo現已不再指菊科而指茼蒿科了。似此若不注意就会导致歧义或误解。
刘海涛在1998年已写成《国际语学导论》一书的初稿，然而此书尚未获得出版机会。2009年日本京都世界语思想社出版了木村护郎、渡边克义主编的《媒介言语学读本》，它重点介绍具有国际语作用的民族语言和规划性语言，探讨其中涉及的社会学问题。
这些意见，大体见于周流溪2004年前沿论坛报告“东方人如何利用世界语的语法特性”（学术前沿论丛《和谐社会---公共性与公共治理》，2005）、“语言的结构体系与世界语学习问题”（2013年论坛报告）。其“中国人的世界语之特点”（2011年论坛报告）提出我们不要受汉语句法的影响而生偏误，但仍应能有所创造。关于学习问题，可参看永田博和科尔塞蒂合写的“母语影响世界语学习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一文（EES.3, 2005）。
在Gledhill之前，李维写过一篇“世界语的语言特点”（英文，载Serta Gratulatoria in Honorem Juan Régulo, Vol. IV. Universidad de La Laguna，1991），从现代技术学角度对语法进行观察。刘海涛的论文“[柴氏]《本质与未来》的计量分析”（2010学术前沿论丛《科学发展：世界城市与人文北京》下卷；英文本载LPLP，2011/1）也科学论证了世界语在结构上（词频分布、词长、依存关系、语序等）是正常的人类语言。但传统的描写语法仍为大众所需：近年有B.Wennergren所著Plena Manlibro de Esperanta Gramatiko(世界语语法大全手册，2005)，厚达696页！国外世界语者中不乏语法家，如Balázs Wacha（谢达海依的高足）及“纠错学”家R. Moerbeek（有文连载国际世界语教师协会会刊IPR 2013）。即使词汇研究也可采用新的手段；如寇特尼编写的四语言对照《学习和就业主题词典》（2002）等书。
参见网站《世界语学习•世界语学研究》李士俊文“大同语一瞥”（别处网上有何亚福的答辩）、武元真文“还是柴门霍夫的世界语好”。还有温晋根“国际语能改进吗？”一文。在新方案中刘海涛肯定过Glosa（1993,并与外国人合编过入门书），又评论过国人创造的Kodo语（Journal of Planned Languages,16th edition, 1992）和一个“无语法”的KOD方案（IPI，2006/2）。他认为中介语还是能较好体现国际语的创制原则，但自然性太强。
臼井裕之也关注此问题。数年前他到新几内亚（1980年西德《国际语学资讯服务》说那里有700种语言）旅行实地亲身考察了当地的鄙准语Tok Pisin。在2014年北京世协一次活动中他介绍了该语言（及其和世界语的异同）。近年韩国人推出Unish语，2001年网上又传出Toki pona语，都主动吸收了鄙准语一些表面的优点。
日本学者还应用国际语学的理论观点去研究日本过去在殖民地、占领地实施语言霸权的经验教训。这说明国际语学像一般社会语言学那样，是有用的学术思想或工具。参见臼井的Interlinguistics and Esperanto studies in the social context of modern Japan (LPLP 32:2, 2008)。
《1887-2007世界语原创文学百科全书简编》（G.Sutton编，2008）里有很丰富的资料。
还有《中华小百科》、《中华五千年》、《中国传统节日》、《鸦片战争》、《中国地理知识》、《中国医药史话》、《保健食谱》、《中国古代哲学家》等。又有王崇芳译《骆驼祥子》（1988）、《论语》（1996）、《道德经》（2007,2011）、《庄子》等，谢玉明译《虎符》(1985)、《红楼梦》（1995-97），李士俊译《屈原》(1987)、《寒夜》（1990）、《子夜》（2010）、《四世同堂》（2011）、《水浒传》（2004）、《三国演义》（2008）、《西游记》（2009），刘铃译《茶馆》（2011）、魏以达译《家》（1999）、《围城》(2018)、《宋词300首》（2019）等。
从方善境《学译手记》（鄂、穗1997）、李士俊“中国古典文学的世界语翻译”（《科学发展：世界城市与人文北京》下卷，2010）、卢纪新之书《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胡国柱“执著译聊斋”等可见一斑。不过，还有非技术性的经验值得探究：为世界语奋斗一生的李奈西在九十高龄时还要自费出版所译之《勇敢的约翰》！
许善述《巴金与世界语》（1995）、于德全“巴金与世界语”（《通化师院学报》1996/3）、萧雪灵“世界语对巴金创作的影响”（2012学术前沿论丛）、石成泰“Esperanto en Bakin”(Esperanto 1994年10月和11月连载)从多角度研究巴金。孙源的硕士论文《论叶君健的多语创作》（2004），叶念先“叶君健与世界语”探讨叶君健带来的启迪。又：周流溪也论及王鲁彦的创作受其世界语文学翻译之影响（2004年北仑市王鲁彦作品研讨会上的报告）。
魏以达有《伊索寓言》中国风全套改写522首，用词牌55种！卢纪新在1986-1987年率先引进了11个新词牌。他不但用汉语词牌创作（有诗集Invit’ al Ĉinesko[1991年写成，1995年在荷兰出版]），而且推出了毛南语诗式（有论文Inviton al Maonanesko）；其诗论集里也尝试了古诗的中国风翻译。又，在第七届全国世界语大会（2007）的学术研讨会上胡国柱和魏以达都有论文明确阐述ĉinesko问题。不过，2019年魏以达在其《世译宋词300首》里并未采用中国风译法。
若求之太过，还会因律害意。修辞亦然。T. Dahlenburg《世界语修辞格词典》曾收辞格149个，再版（2006）所收多至174个。修辞学之衰微，乃因其繁琐。这些辞格可供参考；然不可迷信，更不可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