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学生Onklo 7

作者 aŭtoro: Jadobela(李琳), 发表于 afiŝita je 星期二, 三月 31, 2020, 11:36 (67天前) @ Jadobela(李琳)

引导学生Onklo

7

学生Onklo且听为师继续“引导”尔,尔需仔细阅读下文,文章为中国Gong Chan Dang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独秀先生所写:

孟和先生足下:

来书论世界语,思精义繁,迷信世界语过当者所应有之忠告也。惟鄙意尚有不敢苟同于足下者,希略陈之。

来书谓“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此鄙人极以为然者也。来书谓“世界主义是一事,世界语又是一事,二者未必为同问题”,此鄙人微有不以为然者也。

世界语之成立,非即为世界主义之实现。且世界主义未完全实现以前,世界语亦未能完全成立。然世界人类交通,无一公同语言为之互通情愫,未始非世界主义实现之一障碍。二者虽非一事,而其互为因果之点,视为同问题亦非绝无理由。此仆对于世界语之感想,而以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也。譬之吾中国,闽、粤、燕、赵之人,相聚各操土语,其不便不快孰甚?普通官话(即国语)之需要,自不待言。今之世界人类需要取材多数通用之世界语,不能强人皆用英国语或中国语,犹之吾国需要取材多数通用之官话,不能强人皆用北京话或广东话也。足下倘不以此见为大谬,则于世界语三种怀疑,似可冰释。

世界万事,皆进化的也。世界语亦然。各国语何莫不然?虽不完全,岂足为病?极言之,柴门霍夫之世界语即不适用而归淘汰,亦必有他种世界语发生。良以世界语之根本作用,为将来人类必需之要求,不可废也。各国各别之语言,依各国各别之民族心理历史而存在,斯诚不诬;然所谓民族心理,所谓国民性,岂终古不可消灭之物乎?想足下亦不能无疑。

足下谓世界语为无民族之语言,仆则谓世界语为人类之语言,各国语乃各民族之语言:以民族之寿命与人类较长短,知其不及矣。且国界未泯,民族观念存在期间,各国语与世界语不妨并存,犹之吾国不能因此时未便强废各省方言,遂谓无提倡普通官话之必要也。足下倘无疑于全中国之国语,当亦无疑于全世界之世界语。

语言如器械,以利交通耳,重在一致之统一,非若学说兴废有是非真谬之可言。来书以孔子专制罢黜百家喻之,似不恰当。况提倡世界语者,未尝欲即废各国语耶?今之世界语中,东洋各国语无位置,此诚吾人私心之所痛憾;欲弥此憾,是在吾人之自奋。吾人之文明,吾人之艺术,果于世界史上有存在之价值,吾人正可假世界语之邮,输出远方,永远存在。(此意已于三卷四号《新青年》答钱玄同先生书中略言之。)否则于人何尤?闭门造车,出门每不合辙。虽严拒世界语而谓人不我重,究于吾文明存在之价值有何补耶?

世界人类历史无尽,则人类语言之孳乳亦无尽。世界语所采用之单语,在理自不应以欧语为限。此义也,迷信世界语者当知之。务为世界之世界语,勿为欧洲之世界语尔。

仆犹有一言欲质诸足下者:足下轻视世界语之最大理由,谓其为人造的而非历史的也。仆则以为重历史的遗物,而轻人造的理想,是进化之障也。语言其一端耳。高明以为如何?率复不具。

独秀一九一七,八,一。

(卷三 通信·答陶孟和(世界语)《独秀文存》)

自此文,为师为学生Onklo讲述“世界语与中国Gong Chan Dang”:

由陈独秀先生给陶梦和的回信中能看出,陈独秀实乃是世界语支持者也!

陈独秀 (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Gong Chan Dang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20世纪初,世界语由留学日本和西欧的中国留学生引入中国,并得到蔡元培、鲁迅、胡愈之、巴金、陈独秀等人的赞同和支持。在他们的倡导下,世界语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1915年9月15日,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曾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1922年11月5日,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大会,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选自《陈独秀》《uea》)

胡愈之(1896年-1986年),原名学愚,字子如,笔名胡芋之、化鲁、沙平、伏生、说难等,绍兴上虞丰惠镇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一生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学识渊博,是新闻出版界少有的"全才"。 笔名胡芋之、化鲁、沙平、伏生、说难等,浙江省上虞丰惠镇人。1910年,毕业于县高等小学堂。1911年,以县试第一名考入绍兴府中学堂。1912年,入杭州英语专科学校。1913年,师从绍兴名宿薛朗轩学古文。1914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为练习生,工作之余读英语夜校,并自学日语、世界语,开始发表著译文章。翌年起,任《东方杂志》编辑,并发表著评文章。1919年,胡愈之在上海参加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五卅”运动中,编辑出版《公理日报》,报道运动的起因与发展过程。“四一二”政变次日,起草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邀集郑振择等7人签名在《商报》上发表。后被迫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1931年初回国途中访问莫斯科,写了《莫斯科印象记》,此书创作于1931年。那时他从法国学习归来,由于对十月革命后苏联时局的关切,他途经苏联作7日参观,归国后撰写此书。胡愈之在书中讲了十月革命13年后社会主义苏联的欣欣向荣,社会主义特别对劳动人民有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对于当时苦难的中国,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此书大概六万字,本来每周在《社会与教育》杂志上发表一段,然而由于反响剧烈,很快就出了单行本。从1931年8月新出问世,到1932年10月,短短一年内就再版五次,在海内外救亡图存的青年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九一八”事变后与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等刊物。先后筹办《世界知识》、《妇女生活》等杂志。1936年协助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主持出版《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组织编译出版了E·斯诺的《西行漫记》,并首次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1938年在武汉主管抗日宣传工作;武汉沦陷后到桂林出版《国民公论》半月刊,组织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1940年赴新加坡帮助陈嘉庚办《南洋商报》,后流亡苏门答腊。抗战胜利后他创办新南洋出版社,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风下》周刊、《新妇女》杂志。

新中国建立后,曾历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第一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出版总署署长、《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词典计划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突出贡献体现在他对文字改革运动和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倡导与参与上。1986年1月16日,胡愈之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胡愈之一生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学识渊博,是新闻出版界少有的“全才”。毕生廉洁奉公,公德私德皆堪称模范。

早年创建世界语学会与沈雁冰等成立文学研究会。1922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Gong Chan Dang。1935年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抗战胜利后,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国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曾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
楚图南(1899-1994年),云南文山人。曾用名楚曾、方鹏,笔名高寒等。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师大教授、西南文教委员会主任、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民盟中央代主席等职。楚图南还是一位世界语爱好者和积极推动者,“世语通声气,天下成一家。齐心勤耕作,和平友谊花。”便是楚图南对世界语的推广和追求世界和平的思想之真实印证。经中央批准,1981年12月6日成立了世界语之友会。世界语之友会由楚图南、胡愈之、赵朴初、巴金、夏衍、冰心、白寿彝等知名人士发起,有政界、文化界、教育界、科技界130余人参加,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任会长是楚图南,第二任会长柴泽民。(节选自《楚图南》、《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胡愈之:十月革命后的莫斯科》)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世界语者,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有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

1920年后巴金师从朝鲜人高自性在世界语班学习世界语。巴金怀着一腔求知的热忱,第一次给上海《东方杂志》的翻译、上海世界语学会负责人胡愈之写信讨教。不久,胡愈之亲笔给他复信,不但就巴金所提出探讨的问题给与答复,还勉励巴金勤奋苦学世界语,为社会的进步作贡献。这封信像一把火燃起了少年巴金心底学习世界语的热情。他一边学习,一边奋笔疾书,为世界语的传播摇旗呐喊。1921年5月15日,巴金在成都《半月》杂志发表了《世界语之特点》的文章,后来又加入该社并成为编辑之一。他与杂志的编辑同仁先后举办了世界语星期班和暑期速成班,在成都播下了世界语火种。1924年,巴金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学习。他继续自学世界语,每天坚持一个小时,从不间断。

1927年,他拿着世界语这把金钥匙打开了世界的大门。1月,巴金赴法国留学。他与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的世界语者通信联系,也是在巴黎,巴金第一次与8年前和他通信的胡愈之会面,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得到了胡愈之的真诚帮助。胡愈之推荐他翻译、发表了不少世界语文章,所得的稿酬也解决了巴金的生活费,所以后来巴金说,胡愈之是他踏上世界语和文学创作道路的带路人。1928年12月初,巴金结束了他在法国近两年的留学生活,返回了祖国。不久,他就加入了上海世界语学会,并任上海世界语函校的教员,还兼任该学会会刊的编辑。

巴金胸中燃烧的忧国忧民的激情,不但驱遣着他以汉语创作文学作品,也促使他用世界语之笔冲击着黑暗的旧世界。他陆续从世界语翻译了俄国民歌《凡尔加,凡尔加》、克鲁泡特金的论著《论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意大利亚米契斯的剧本《过客之花》和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剧本《丹东之死》等,还用世界语撰写了《在黑暗中》、《世界语创作文坛概观》等文章。

1930年秋天,巴金从上海赴福建旅行,在细雨蒙蒙的厦门,他结识了青年世界语者、作家王鲁彦,共同酷爱文学事业和献身于世界语的理想,使两位中国杰出的青年世界语者、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以致14年后(1944年),被鲁迅誉为中国乡土文学作家代表的王鲁彦不幸在桂林病逝的噩耗传来时,巴金悲痛万分,挥泪作悼文《写给彦兄》,并为《鲁彦短篇小说集》写了后记。

接下来的日子里,巴金辗转于福建和上海,短短的数年时光,巴金通过世界语翻译文学作品就近30万字。巴金锲而不舍地对真理、光明的追求,播洒世界语之光,去照亮黑暗笼罩下的苦难深重的祖国。

新中国建立后,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当年的青年世界语者、如今的著名作家巴金当选为中华世界语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他仍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国世界语运动和促进中外世界语者友好文化交流。

“文革”结束后,1977年,刚刚恢复自由的巴金接到了相识50年的老朋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全国世协会长胡愈之的来信。看到胡愈之的手迹,巴金十分高兴,还特地在日记里表达了兴奋的心情。此后,在胡愈之鼓励下,他重又开始与中外世界语者书信往来和晤面交流。巴金当选为中华全国世协理事会理事。1980年,76岁的巴金率中国世界语代表团赴瑞典参加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受到各国朋友的欢迎。为了表彰巴金为国际世界语运动作出的贡献,次年,在巴西举行的第66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巴金当选为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护委员。

1981年12月6日,巴金与胡愈之、楚图南、赵朴初、冰心、叶君健、夏衍等发起成立中国世界语之友会,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1991年12月30日,第二届中国世界语大会在唐山召开。巴金虽然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亲自参加大会,但他给大会写了热情洋溢的贺信。此届大会上,巴金当选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

1995年9月,91岁的巴金在第三届中国世界语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华全国世协名誉会长。直到如今,在中国世界语园地里勤奋耕耘的人们,仍然被巴金一生致力世界语事业的精神所激励,仍然能够感受到他默默关注的目光……(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11月08日第十版 文/付晓峰)

巴金胸中燃烧的忧国忧民的激情,不但驱遣着他以汉语创作文学作品,也促使他用世界语之笔冲击着黑暗的旧世界。他陆续从世界语翻译了俄国民歌《凡尔加,凡尔加》、克鲁泡特金的论著《论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意大利亚米契斯的剧本《过客之花》和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剧本《丹东之死》等,还用世界语撰写了《在黑暗中》、《世界语创作文坛概观》等文章。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选自《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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