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力源专文：永远的怀念 良师益友——张丹忱永远在我心中

作者: 西安希望世界语书店王天义 , 来自: 陕西省西安市 Xi'an, Ĉinio, 发表于: Monday, December 20, 2021, 19:08 (80天前) @ 西安希望世界语书店王天义

永远的怀念 良师益友
——张丹忱永远在我心中
惊悉丹忱老师仙逝，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四十多年友谊，各种交谊的情节就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涌现，我得写下来，让后人知道中国第一个大学职业世界语教师是出自华中师范大学的张丹忱，知道他做过的对世界语的贡献，因为他的最大特点就是默默地专心地诚恳地为世界语奉献。
先说中国第一个大学职业世界语教师的故事，这是丹忱老师在一次与我个别交谈时告诉我的，中国第一个在大学教授世界语，研究世界语的不是丹忱老师，但如果查找教育部的档案，在教育部正式注册的中国第一个大学职业世界语教师是张丹忱，这要归功于陶军院长，是他的关系和思维，中国解放后的大学世界语老师，要么是象冯文洛、张闳凡、李士俊那样从专业机构聘请，要么是别的语种兼职，专门的大学职业世界语教师还没有，必须走出这一步，不然世界语无法在大学落地生根，陶军利用他当时是华中师院院长和在教育部的关系，总算办成功了，但此事因陶的退休，没有继续做下去，也就没有什么人知道。
下面我来从时间顺序写与丹忱老师共同为世界语奋斗的记忆：
1、先讲“小UK”，因为这是我见到的丹忱老师生前最后一篇回忆录，他写的《黄石会议始末》（见附一）。这也是他参加世界语运动的主要内容，因为当时的种种原因，他的努力，他的才干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这不能不算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损失。他为什么要在去世前写这篇长文，现在可能只有我能理解，因此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还不知道他生前收到没有。（见附件二）
2、关于他编著的《世界语中级语法》，是他作为“黄石世界语函授班”的编委和中级班班主任，现成他编写，并由函授班负责出版的，当时是他编写了一部份，我就送无锡去排版，并请孙凯之负责校对（结果这位老先生把例句“我们不相信上帝。”改成了“我们相信上帝。”当时也没有发现就付印了），丹忱老师为这本语法真是日夜加班，费尽了心血。
3、有两件事也要交待一下：一是张海迪的求学信应该都是在丹忱老师处，这些信是我去四川大学给卢剑波老过80大寿生日时，卢老交给我的，他说有一位叫玲玲的学员给他写了很多信，他做人是每信必回的，但他现在没有精力来回了，就都交给了我，我按地址回了几封信，记得有一封她说自己的真名是张海迪，我大吃一惊，自感带不了这么有名的学生，就把信和回信的工作都交给了丹忱老师。
另一件事是丹忱老师原来是国际教师世界语协会中国分会的会长，我于1985年调广州大学，丹忱老师特意要我去他家，说有要事交待，我在赴广州时路过武汉特意去他家，他给了一包资料给我，说他已经向国际教师世界语协会汇报过了，因为他身体不好，建议分会会长改由我来担任，为此，当时的会长特意要来中国与我见面，并正式举办移交手续，在此之前委托我把86年的资格考试举办。我在广州大学，一边与黄石合作开办世界语函授，一边于暑假开办面授班并进行资格考试。丹忱老师特意来信说会长马上就要来广州了，但是等到开学也没有等到，我写信问丹忱老师，他回信说人家已经到过广州了，是一位叫刘伟壮的单独接待的，说了我很多坏话。人家只好不见了。回来我把此事向理事长董世扬汇报，董在会上追问刘伟壮，刘才不得不承认，把大家气坏了。
在我所接触的许多著名的世界语专家中，丹忱老师是极有个性的，那就是我上面所说的默默地专心地诚恳地为世界语奉献，他可以张扬也有资格张扬，但他从来不张扬，给他的工作他从来都是接受而且总是认真努力不折不扣地完成，他的做人的品格比他对世界语所做的工作还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永远学习。
丹忱老师，安息吧，你太累了，太别曲了！

附一：黄石会议始末
――湖北省世界语协会第二次年会
张 丹 忱


“我参加过黄石会议！”
在国内各地遇到过许多不认识的朋友，许多都自我介绍说：“我参加过八一年的黄石会议！”前几年，扬宗琨只身走在俄罗斯的彼得堡大街上。迎面走近一位黄种人。“我认得你！你是扬老师！”那人突然说。“您怎么认识我？”老扬说。“我参加过黄石会议！”
黄石会议，为长期相互隔绝的中国普通世界语者，首次提供了聚首一堂的机会；黄石会议，是国内当时规模最大的模拟国际世界语国际大会（UK）的群众集会；它是中国民间世界语者的聚会；它是在处境在夹缝中的大许多会；它是让中国世界语者体验“什么是Esperantujo？”的会，它是一个空前的会，但它是一个不为世界语了解的历史性的大会。
黄石会议实际上是被取消的会议的善后措施。真正的黄石会议，正式名称是“湖北省世界语协会第二届年会”。它是湖北省世协常务理事会委托黄石市世协承办，本应于1981年7月25日至30日在黄石近郊的新下陆举行。
会议即将开始时，大约在7月10日左右，省世协正副理事长突然宣布会议延期，通知全国各地世界语组织的与会者不要前来。我作为副秘书长完全不知情，也不知道出了什么纰漏。此时全国各省市好几百人都在来开会的途中。宣布延期同时要求承办的黄石市世界语协会（世界语协会以下简称“世协”）在黄石市的车站和码头，贴个告示：告知此会已延期，通知已到黄石的的返回去。黄石市承办方认为大不妥。这才于7月13日，省世协发出（81）06号文件，为已来黄石的与会者，他们到达后，承办者当即与之开个座谈会。次日就要他们回去。人们后来称的黄石会议，实际就是这个善后的座谈会。但就连这个“善后座谈会”也险遭流产。
黄石市世界语协会通过一年紧张的筹办，会议即将开幕之际突然来个釜底抽薪深感不满。他们对省协说，他们在车站码头贴个通知，告知前来与会者会议延迟，他们便解散了筹备组。然而人们兴致冲冲而来，看到这个冷冰冰的通知，没有任何交代和接待，就要他们自行回去，他们会作何感想？！我当时就强烈认为，湖北省世协将遭人唾骂。
关于这次湖北省协的第二次年会出了什么纰漏，处理的办法和过程都是省社联副秘书长、省世协副理事长夏邦新一手操作的。黄石市承办方和我都不懂当时的政治生态，以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副秘书长是懂的，会将一切应办的手续向上报备的•，我们只管把会开好就行。但事前他什么都没告知过我——负责学术的副秘书长。我是在即将动身去参加会议时，偶遇胡国柱，他才告诉我此事的，让我大吃一惊。
值此黄石市世协及黄石会议二十周年之际，根据我的当时日记作这一回忆，意在保存世界语语在中国的一段历史，还黄石会议在中国世运史中的应有的地位。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些事不好讲，连我前往负责“善后”工作的，也不得不避免向上向外报道，或尽量压低这次会议的规模和感人之处。例如，将来自全国各地世界语者按国际世界语语大会（UEA）方式进行的会议，说是“世界语者在湖北合宿”；在报道中，将参加者的人数大大地压缩为200人，因为这是当时规定当时党政机构会议规模的上线。我们民间人士开会竟然大大超过这一上限，大大出格了。

乍暖犹寒
湖北省世协成立于1979年5月1日，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的决议之后的半年。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人们的思想“解冻”还相当困难。湖北世协成立后，在全国各地迅速引起连锁反应，各地世界语者提出“走湖北道路，成立世界语组织！” 要求当局批准建立地方世界语组织。这在“文革”刚过简直是“石破天惊”。可以说，在“拨乱反正”中，湖北省世界语协会作为•民间社团，自己召开全国性的会议，似乎还没听说过。
湖北省世协1979年成立大会期间，外地和本地的世界语者，素不相识，但其兄弟姐妹般的友爱情谊，让多年处于阶级斗争人际关系非常紧张的老百姓，感到从未有过新奇感觉，连会场，省第一招待所的员工全都惊讶不已：他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看到的，与世界语者之间所见到的，反差何等地巨大！而我们几个“绿色吉珂德”，早已决心：利用一切开会的机会，为散居全国各地、几十年被相互隔绝的同志，提供一个聚会的机会，一个畅叙情怀的场所。1980年，省世协的第一届学术会议，也正是实现这个想法的机会，但只限全国的中高级职称的十余人。
省世协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1981年第二届年会由黄石世界语协会承办。81年春天起，黄石世协领导同志都在省世协的每月常务理事会上汇报了筹备情况。 我当时是省世协副秘书长，只负责学术工作，没有参加黄石会议的筹备工作。省世界语协会的日常工作由正副理事长和秘书长进行，一般他们也不通报我。
这次会议前，两批日本世界语访华团到武汉时，我们安排了与他们进行学术交流的活动，可当秘书长李军请示有关当局个别领导。该领导却轻蔑地说：“你们世界语有什么学术？！”李军告诉我之后，我感到被刺痛了，同时感到外界对世界语太不了解。所以在组织第一届世界与学术讨论会时，特别严格学术性质，从与会者的资格、论文的收集、宣读、讨论，直到会后的论文汇编（可惜因无经费没有出版），都是如此。我宣读的论文被认为是，“1980年张丹忱在湖北省世界语协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论文《语际语言学与世界语学》。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篇语际语言学论文”（见《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一书，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北京，1999年）。

风云突变
正准备轻松地去参加黄石会议时，7月15日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秘书长兼省世协副理事长夏帮新，找我去省社会科学院，嘱我转告黄石大会武汉接待与会者的中转站的负责人谢峰，请他通知武汉市报名参加黄石会议的同志：“因准备不足和条件不充分，省世协年会延期举行。劝阻人们不要去黄石了。” 听此言，我深感震惊，也不知为何。晚上，在汉口三阳路小学世界语自学辅导时，将此信息转告了谢峰。但在这里突然见到黄石市世界语协会理事长胡国柱，使我感到惊奇。国柱告诉我的，使我更加吃惊：没想到事情远远不止帮新讲的那么简单。据说，黄石会议已惊动省里。帮新已经去过黄石，与黄石市领导商定了“延期”、“立即函电通知外地与会者，不要来黄石” 的处置办法。当地筹备负责人被各自单位下令离开黄石，去外地“出差”。这情况我此前一点也不知道。
“延期举行”的真正含义是取消会议。国柱说黄石世协方面已按照要求，电告各地勿来鄂。但有些远地的报名者和教师，已经在路上或学校已放假而先行出发了，他们无法收到通知。人来了怎么办？他约我次日去见帮新。
16日上午，国柱、徐道荣和我到帮新办公室。国柱说明了来意并指出，为尽量减少省世协在此事上的消极影响，对部分已上路通知不到的的与会者，黄石要周到安置。就黄石而言，不负责任的办法就是在车船码头贴一张告示，说会议延期，外地与会者请回去。这倒是简单，但人们对湖北省世协会产生很坏的影响。我接着说：“报名参加者是接湖北世协的正式通知、在单位请假、单位报销（当时的确如此！）。他们一到黄石，就吃闭门羙。他们回去怎么向单位领导交待？怎么报销？单位领导对世界语者、对世界语运动一定会产生很坏的看法，引起社会的各种猜测，对刚刚在社会上推广的世界语运动，产生难以想象的消极的后果。要采取善后措施，至少要让这部分人回去后有个体面的交待。”
帮新没有反对，并很快将他与黄市市委、宣传部和市科技协会商定的处理决定概括为六条，作为省世协（81）08号文件，下达给黄石世协遵照执行，并抄送省、市委宣传部、社联、黄石市委和市科技协会。
这个文件的要求黄石世协抓紧发函电通知报名与会者不要来黄石，并立即通知武汉、九江、上海、南京等中转接待站劝阻与会者不来黄石。除此之外，他接受我们的意见增加了一条有利的，另加一条心寒的：
一是“对已到黄石的同志，要热情接待，开学术座谈会”。这样，我们就可以给与会者发会议证明，回去有个交代。
二是，“…告一段落时，作一个小结总结经验教训，写一个报告…” 这一条不言自明地宣示：会后是要秋后算帐的，要作处分的！这很可能是上面原来就有的决定。我心里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国柱说，上面决定会议延期后，黄石市市协的筹备班子已经解散。主要负责人离开了黄石。黄石已没人处理善后，怎么办？
帮新想了一下，便要我代表省世协立即去黄石处理会议善后事宜。我心想，明文写着这次会后要“秋后算帐”的。我当然推脱。但在帮新和其他同志一再坚持下，似乎此事非我莫属。我只得硬着头皮接受了。当晚，心里想到外面传言黄石世协的“严重问题”和会后“总结经验教训”，我就忐忑不安。而我只身一人，也没给我一分钱的经费，就连路费和食宿也得我自己掏腰包，这怎么善后啊？办糟了可更不得了！想到这些，真感到莫名的惶恐。但想到这事对中国世界语运动今后的影响，就顾不得个人了――世界语作为一种崇高的事业，总要有人去奋斗、去作牺牲的！

峰回路转
7月17日，天气很热。我只身到达黄石市，已是下午三点半。按国柱提供的地址，到三医院找黄石世协的联系人张友新。不巧，他已离开黄石去庐山了。当地世界语协会的负责人胡国柱和林力源已不在。我又没有第二个联系人的地址，这一下车就傻了眼！提着行李在街上游荡，希望发现任何有关会议的海报之类的线索，找到当地世协的任何人。眼看天色渐渐暗下来，酷热渐退，人也走累了始终还没任何线索。我带着一身的疲劳和彷徨，在一公气站歇息一下，一筹莫展。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瞧，前面街上走过了的可不是黄卫立老师吗？此时，她就是我的“救命稻草”！她见我，眼睁睁的就是不敢相信：“您么会这个时候在这里？”
黄老师非常热情帮忙。马上就承应把我来此的任务转告当地会员。我当晚孤单一人下榻于空荡荡的海关山宾馆。
18日，通过黄卫立和陈仕芳把已解散的会议筹备组的部分工作人员找到我处来。我请他们帮忙立即做两件事：一、继续抓紧向外发函电阻止未动身的与会者不要来黄石；二、把接待班子重新召回来，做好善后工作。
说也奇怪，昨天我在街上遍寻而一无所获，到次日下午，这些世界语者却陆续冒了出来。我的房间突然热闹起来。他们诉苦说：黄石世协受讬承办会议后，一年的时间里花了大量精力和费用。会议突然被取消，对他们无异于晴天霹雳。一切努力化为乌有，思想上想不通。他们说，原筹备班子已解散，原来从各单位抽调来的工作人员已回自己单位上班，让他们再次向本单位请假，几乎不可能。但当他们知道处理好善后工作对湖北和全国整个世运的意义后，便立即抽空全力投入工作。并不是原来筹备处的工作人员也都自动前来工作。不久，林立源现身了。
黄石会议的会址不在黄石市，而是距黄石约20公里的前面的小火车站新下陆。这里有个大的有色金属公司。公司的团委书记谢同志是黄石世协的理事。对外通知开会的地点就在这个有色金属公司。善后座谈会也指定在这里开。
19日，更多的地方世界语朋友来到我处，我的心情逐渐好起来。这天黄卫立老师组织自己世界语班上的学员，准备日夜车站码头接待。
20日下午，国柱和道荣从武汉回到黄石。带来了省世协善后座谈会的工作方案，主要有两点：1、已到达黄石海关山宾馆和到了会场新下陆的外地与会者，分别就地座谈后即送别。后来发现，这句话的含义是：他们到达后，我们找他们单独“谈谈、聊聊”而不能集体开会，次日一早“送别”。云南个旧几位热心青年到新下陆后，就是这样处理的。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如此打发了，我一直感到愧疚；2、对讲师、工程师、助理研究员以上和24日左右到达黄石的，开两天座谈会，而且不能开大会，只能以小组、分散漫谈的方式进行。

黑龙江的石成泰到了。此前我们有通信，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们都住在海关山宾馆。成泰是一位性格爽朗、非常热心的同志。他不认为自己是千里迢迢前来的客人，而是自告奋勇地担当起许多联络工作，帮助我们与宾馆中先期到达的外地同志保持联系。

图片 石成泰[中]和我（左）


“到了就走！”
开会的前两天，我们必须去会址现场――新下陆布置会场和食宿。21日，我和国柱、道荣以及先期到达的几个与会者，来到新下陆。我们请石成泰留在黄石海关山宾馆，他是当地的一位地方行政干部，有工作经验，很适合充当我们和外地与会者的联络人。
新下陆是黄石前面一个很小的火车站，一百多户人家。这儿的有色冶金公司是部属公司，规模大。公司的共青团书记解宗锐同志，热心和支持世界语运动。主动表示愿意承办这次会议。但是，没料到围绕者这次会议，竟然市里和省里有关部门。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涛。。
左图：有色金属公司招待所。从左至右：徐道荣、张丹忱、解宗锐、胡国柱

晚上，解宗锐陪同公司党委陈书记来到我们房间。我汇报了的善后计划后，陈书记说：“请你们体谅我们的困难。会不开了。按地方领导安排，外地来的，只能在公司党校招待所住一晚，第二天就走。”他向我们解释：“作为部属在地方的公司，必须与地方搞好关系，不然工作会困难重重…，难呐！”临走时，陈书记说：“明天我就出差外地了。就这样办吧！” 我们非常理解陈书记和解书记的处境，我们与他们的确没有讨论的余地！
我想，歇一晚就走，不就是到了就走吗？按照当时这个招待所竟然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诺大的厨房冰火冷灶，空无一人，连吃一顿晚饭的条件都没有！千里迢迢到了这里，个别交谈一会儿，次日早就要“送别”。怎么对得起满怀热情而来的同志们啊！他们回去怎么向领导汇报会议内容啊？
这个小站只百十来米的一条街，实际上全是临时搭建的棚屋，没有旅社等服务行业。只有几家简陋的餐馆。外来人只能在公司的党校简陋的小招待所平房里住宿，别无其他办法安置。这时，国际发行的《中国报道》杂志侯志平从北京专程来采访大会，在武汉得到会议“延迟”消息，从武汉挂来长途，问我，他来还是不来。“我已焦头烂额。“你别来啦！” 我说。
送走陈书记后，我感到事情出乎我想象的严重。晚上久久不能入睡。“下午到，明早走…”，“明天我出差外地了…” 这些话不断在耳朵里回响。
又想到我们来到这简陋的招待所时，就感到有点不对劲：除了我们入住时，有一人开门外，招待所里竟没见到任何服务员，整个招待所竟然见不到任何人影。天气酷热，虽找到了洗澡间，但水管里连冷水都没有。外面吃晚饭回来后，整个招待所一片漆黑，铁栅门紧闭，叫门好久无人应答。我们只好翻铁阑珊进去…… 这不是明摆着说：你们是不受欢迎的人吗？！
22日，石成泰先生几次来电话。不断告诉我们，各地与会者从各省市源源到达，问我们：，何时把他们集结，前来下陆会场。想到我们在这里的尴尬，我心里直呼：”天哪!”

柳暗花明
两天来，心情一直很不好，日夜琢磨着，从国内各省市来开会的同志大量到来时怎么办…
当日的晚餐在小店填饱了肚子后，我呆若木鸡似地走在街上，脑子里不断重复着一句话“人来了，怎么办？”。
一百来米的棚屋“街道”，一跨腿就出到了街外。抬眼一望，我竟然已经来到田野。但见夕阳喷射着余晖，视野突然开朗：开阔的田野、弯弯的溪流，远处逶迤的山峦。这简直就是一幅明媚的风景画！它与我一直抑郁的心情恰成对比。此情此景却使我猛地一怔！突然受到光明、美丽、辽阔的环境的感染，脑子突然一亮，感到似乎有一个声音对我说：“离开这里，跳出困境！回黄石！”。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么突然会冒出这个想法。大概是柴门霍夫对我的启示吧？我立即将这个想法告诉国柱和道荣，他们都支持移师黄石市。事实证明，这一秒钟突现的灵感，使我们跳出了一个陷阱，避免了黄石会议可怕的结局。

回师黄石
23日早晨，电话通知石成泰：已到黄石的外地与会者，暂不要来新下陆。
我们立即回到黄石市海观山宾馆，我了解到这个曾是市委和市政府的顶级招待所改制，对外开放了。它基本是空着的，只要交钱，任何人即可入住。这样，移师黄石的计划完全可行。我们立即返回新下陆，正式告诉解书记：感谢他的帮助。我们已决定移师黄石。匆忙收拾好行李，急忙赶下午最后一班回黄石的火车。
我们老远就看见列车徐徐靠站。开始吐出黑压压的人群。原来，从全国各地陆路来的与会者，都是是取道武汉，都集中在这趟车上。
“糟了！他们出了站，就糟了！”几位公司送我们的青年世界语者，说着就向车站飞奔，一面扬手，一面不断大声喊道：“开会的，别下车！快上车！到黄石去！”一时，站台上的人象凝固了似的，怔住了。当人流又涌回车厢后，一时人声鼎沸的站台，突然寂静下来，好像刚才甚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这时，我们坐在车厢里，发现这趟列车里，80％的旅客都是来参加会议的世界语者。简直成了世界语者的专列了！到处是熟悉的绿色朋友，到处是“Saluton!”的问候声。此时的我，感到列车的前进声，就像是在唱“希望歌”，我感到它的力量，感到它在奔向光明。
就在那一霎那，突然很熟悉的大叫声：“爸爸！”我一惊，突然看到了十二岁的儿子帆帆，吃力地抱着沉甸甸的大西瓜，憨头憨脑的望着我。“天哪！你怎么……” 我简直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惊住了。“他带我来的！” 儿子说着，回头一望。原来老朋友新疆师范大学刘志强老师，远道从乌鲁木齐来参加会议。他取道武汉，原本打算邀我一块儿走，不想我已先行。儿子听说客人要到爸爸那里去，便吵着跟来了。
移师黄石海关山，改变了会议的地点，应该报告市委。
晚上我和国柱、道荣、力源、张新生等，前往市委宣传部长汇报。当他知道我是华中师院的教师时，他说他是六十年代初我校中文系的毕业生，他只顾谈起在校读书的往事。我则急着要汇报、急着得到他的指示。我一开口提到会议，他就岔开话题。他明显要避开这个话题。最后我不顾一切，一口气把善后安排和更改会址一口气说完。他不回话，也不置可否。但是态度友好。临走时他终于说了四个字：“按六条办。” 从宣传部出来，我们很高兴，因为部长虽没表态，但也没有说“不”字。我们看着办，出了问题自己负责。
这时，冷清的海关山宾馆突然涌来大群旅客，陡然热闹起来。但是，让我不安的是，我见到三五成群的与会者，神秘兮兮的在谈论着什么。最后，与会的同志们推派代表，正式向我提出：“在武汉听到你们协会主要负责人说，黄石的会议不是省世协开的，谁去开会，谁自己负责。因此，我们强烈要求你们在开会之前，向我们说明：黄石会议究竟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我们不愿因参加非法会议而犯政治错误。在你们作出说明之前，我们拒绝参加会议。”
在这种气氛下，国柱又告诉我：市武装部来电话……一听武装部找我们，顿时不免紧张起来。国柱笑着说：“是好消息呢！武装部说，接武汉军区首长电话，有位外地首长要到黄石参加你们的会议。武装部问：是我们武装部派车去车站接，还是你们派车去接？“ ”工作人员怎么回答了？”我忙问。“已回答。请武装部派车好了！” 我说；“回答得太对了！”我们只有两条腿，哪里有车啊！”
我想，此人来头这么大，他是谁呀？谁会来参加我们这个自身难保、面临破灭的“善后会”啊？但凭我的直觉，我立刻几乎高兴得叫起来：“谢天谢地，我们有救啦！只要这个大人物坐在我们的会场里，谁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了。” 我这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这位我称为“救星”的老首长，不久就到了黄石。他婉拒黄石市武装部首长住部队高级招待所的美意，坚持要与世界语者们“紧密接触”，同住海关山。当晚我和国柱、道荣、宗琨、力源去看望他。他带着一个研究生，世界语者。谈话中，他是那样地和蔼，对世界语、对我们晚辈们那么关心和体谅，没有任何批评。相形之下，更激起我们对他的尊敬。
他就是王亚朴同志。我只知道，他是华东师范学院（现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是他，延揽了中国世界语诗歌大师徐声越(S.J.Zee)、散文大师潘逖书到华东师大，从1960年代初开设世界语二外课程。他是参加革命较早的高级干部。解放初他就已经是福建省文教委员会主任（厅长）。
1988年春，他到华中师大高校管理干部培训班讲学时，他又一次通过我校党委找我去详谈世界语教学，对世界语运动表现了最大的关心。

(上图：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王亚扑【中】向大会赠礼)


中国世界语者空前的盛会
各地世界语者源源涌来，车站、码头24小时有人接站。在国柱和黄石广大世界语同志的忘我工作下，一切接待工作，按事先周详的计划有条不混地进行。海关山宾馆突然人声鼎沸，热闹起来。期间有一位西安的世界语者，从西安到黄石全程都是骑自行车。武汉市青年世界语者自行车队在胡旭等带领下，经两天跋涉，在茫茫夜色中，浩浩荡荡地到达会场。
上图. 武汉市青年世界语者自行车队a 上图. 外地与会者下船
“Juna Husaro”抵达会场

24日下午，由座谈会组织者、黄石世协理事长胡国柱在“说清楚”的会上，说明会议筹备经过，并出示省世界语协会委托承办会议的的正式文件。听众或张口结舌，或面面相觑地说：“真难相信，竟有这种事！”误会立即冰释，大家表示同情和支持会议。

左图：大会会场一角
24日晚，会前的见面会在宾馆7楼会议室举行（胡国柱主持）。会上闪光灯闪亮不停，强光映照着济济一堂的中华世界语者。我噙着眼泪，胸膛不住地剧烈起伏。各地世界语者聚首一堂的多年的梦想，今天终于在国内实现了。此时此刻坐在大厅的，是来自全国的二十六个省市的代表（只缺西藏、青海和天津）。我致欢迎词后，各个省、直辖市代表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向大会自我介绍，许多是多年闻其名而从未见过面的，此刻终于认识了。
25日，座谈会正式开幕。上午，各省市代表地方世界语组织向大会致贺词和赠送锦旗，其中也有王亚扑同志。接着各地世界语者介绍本地世界语运动的现状和工作经验（扬宗琨主持）。下午，专题和专业分组会议：青年、科技、教师、刊物、新华函校等。昨天起，国柱高烧39度，仍坚持工作并主持会议。


上图：教育专业分组会议（25日下午） 上图：青年世界语者代表胡旭在大会发言。主席台右一王亚扑，
右二陈思德、右三胡旭，右四戚健，左一尤宽仁（25日上午）

科技工作世界语者座谈会（25日下午） 文艺联欢会（26日下午）

我参加世界语教师分组会。四川作家白杨树宣读四川大学卢剑波老教授的一封信，表示他
年事已高，将国际世界语者教师协会（ILEI）中国代表转移给张丹忱。卢教授与我通信•多年，根本没提起此事，这次不由我分说的决定，让我不知所措，只好接受。
26日上午，学术报告会（张丹忱主持），其中王亚朴校长的《世界语主义和世界语学习》、尤宽仁研究员的《世界语与二十种主要外语对比研究》，引起极大的兴趣。
下午文娱联欢会（徐道荣主持）。整个会场非常热烈，充满了世界语者之间的兄弟姐妹之情。会上有同志提议：请国际世界语协会（UEA）个人会员、中华全国世协会员和一九五七年年以前老世界语者上台合唱《希望歌》，场景尤为动人。我是含着眼泪唱歌的，因为我站在这么多的老世界语者中，站在全国如此多雄姿英发、才华横溢的青年同志的大厅里，我感到特别地自豪。多少年我们心中一直梦想的一天，此刻终于实现！

会议前夕全体见面会（24日晚） 世界语函授教学座谈会(25日下午)

三天的善后的座谈会，实际上开成了压缩了的六天会议，开得有声有色，特别凸显了中国世界语者同道们的兄弟姐妹般的情谊、为实现世界语宗旨——人类和平、友爱的共同理想目标而献身的热烈的氛围。
27日，会后旅游庐山。午夜黄石码头上船后，工作人员告诉我，不少没有参加会议的青年世界语者上了船，他们原以为会议不开了，后又听说座谈会开的很热烈，就从武汉和邻近地区匆匆赶来，只赶上今天的会后旅游。他们上来，大大超过我们预先在庐山预定的旅馆铺位。旅游旺季，没预定铺位，山上宾馆是没有空铺位的。但工作人员会尽力安排。
我们的大队人马清晨涌到九江码头下船。人太多，当地登山专业车队不够用。车队不停地往返于牯岭与九江之间。直到午后才轮到我们上山。牯岭到处是世界语者，而各家接待旅馆、招待所、疗养院早已住得满满的。多亏黄石老早派人预定床位，并且“死守”在各家旅馆的铺位，防止老板见钱思迁高价租给别人。即使这样，正规从黄石出发的与会者的人数，就超过预定床位的一倍，这就是说，上山的世界语者，每一个床位必须睡两个人！即使这样，没有一位与会者有怨言。我们这个善后班子，从下午等到晚上九时，才在煤炭招待所找到床位。
会议以来，新朋老友越来越高兴，越兴奋，总觉得有讲不完的话。此时国柱、道荣、宗琨和我都安顿下来了，索性与各位谈个通宵吧！先后畅谈的有王亚朴、陈思德、戴立明、孙凯之、石成泰、杨海春。最后是钱宏诚早已过了午夜，我对他说：我希望你当世界语运动的洛克菲勒（当时新华函校如日中天；大富翁洛克菲勒的基金可帮助了全球许多科学家）。说完，竟因多日的疲劳而不由自主地朦胧睡去。待我醒来，其他同志还在了热聊，窗外已现晨曦。
28日，这天，不论到庐山任何游览点，都可碰到世界语朋友，山峦间到处响起世界语的呼唤声。巍巍的庐山一时都浸泡在世界语的氛围里了。好多青年朋友都谈到他奇特的感觉：到处
都是是讲世界语的，甚至非世界语者游客说的汉语，也好像也在讲世界语。世界语占领了整个庐山！
29日，今日终于得宽余，我与儿子张帆、宗琨与儿子扬杨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游览。下午，许多与会者按日程安排，自动聚集在花坪，作最后一次联欢。国柱作最后一次告别词。几天下来，大家都生活在世界语的国度，忘记了短暂幸福后的别离。人们唱者世界语的 《友谊天长地久》，依依不舍，逐渐离去。

（张丹忱、扬宗琨和孩子张帆、扬杨去含鄱口的路上）



“最后离开登刻耳克的四个人”
30日，下庐山。傍晚回到黄石海关山宾馆。几天前世界语者热热闹闹的地方，现在人去楼空，一片寂静。我突然感到了惆怅。我们几位组织者着手处理会后的收尾工作。这意味着开始进入凶多吉少的“总结经验教训”的严峻的现实了。带着无限的惆怅和对未来的担心，我又陷入丝丝的愁绪。
31日，继续作会后收场工作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准备工作。傍晚，福建文化厅的杨家锬才匆匆赶到海关山。此时宾馆早已人去楼空。他行色匆匆从福州赶来参加大会，却彻底地扑了个空，我们真为他感到过意不去。我们能做的只有叙旧留留影而已。
我们越做“结经验教训”工作，越感到前途未卜：日后怎么处理我们呢？恐怖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政治气氛是乍暖犹寒。社会上对作家白桦的批判正如火如荼。我们可是惹了大祸了！
3日，善后会的总结已经出来，我明知这个总结经验教训中，自我检查太不够，反而有点代人受过的味道，肯定是通不过的。但我宁愿不去改动它。我知道，人家真的要整你，你怎么深刻的检查，都是通不过的；反而会有人宣称，你们瞧，他们自己都在 深刻检查”中认罪了。――“你自己都认了罪，可不是别人冤枉你吧？！”
4日，天刚亮就收拾行李回武汉。在宾馆大门处，回首空荡的宾馆大楼，我想：黄石会议突被取消，黄石一年的准备，功败垂成。由我们来作撤退的“善后”，也就是战斗里的“断后”。这个突如期来的袭击，犹如二战期间，德军把盟军的千军万马一下子赶到登刻耳克海滩，但慌乱中的千军万马，却十分有组织地、平安地渡过了英吉利海峡，我们组织这次大撤退的人，也要最后离开这次大撤退的桥头堡登刻耳克了。我们都是前途未卜，将来还能回来吗？留个影纪念吧！

左图：最后离开登刻尔克的四个人，自左至右：扬宗琨、胡国柱、徐道荣、张丹忱

回到武汉后，冲洗出来。尽管照片效果不好，但仍然分寄另三位组织“大撤退”的省世协理事：胡国柱、徐道荣、扬宗琨。每张照片后面写着：“最后撤离登刻耳克的四个人”。这就是石成泰先生在纪念扬宗琨文章中提到这件事情的始末。
座谈会后。在会务组林力源的领导下又忙了一个月，将会后的大量事务工作做的很出色，并将会议文件、工作计划、组织分工、收支账目、报名者名单和实际参加者的统计，整理为《文件汇编》和《地址集》共二册。资料显示：会议报名人数：28省，993人；实际出席人数：26省，320人。组委会还在《会议小结》中总结了经验和不足•。
中国新闻社八月三日向国外华人媒体发了新闻稿《湖北省世界语协会举办学术讨论会》。北京对外刊物《中国报道》第十一期也刊登了报道。

“总结经验教训”终于来到
等待处理，日子显得很长。不断收到与会朋友的来信。多是谈正面感受的。黄石那边有三两封批评的信，无非是要求退还会议费的，其实我们已妥善处理了。其中，有一封信，是有关单位转来的。它是呈送湖北省中级人民法院的《关于黄石世界语81年年会筹委会以团体欺骗个人一事》的《起诉书》，其中说黄石的善后座谈会“实际上是诈骗700多人的报名费而为250人的学术会提供经费的一次可耻的犯罪活动…我们认为黄石世界语协会犯有欺诈罪…”
又过了一段时间，省世协理事会的“总结经验教训”的会终于在原湖北大学旧址的一个小会议室召开。国柱、道荣和宗琨均未到会。会上，孙震欧同志拿着笔记本唸了批判黄石会议错误，对其错误的定性果然与报纸上对白桦的错误定性完全一致，一条也没有少，但一条也没有多。
这个总结经验教训的事或许早就设定了的，是必须的。不能怪罪他。批判后，再没有任何人发言。大家神情严肃，会议室鸦雀无声。
秘书长李军打破僵局，宣布引咎辞职。我不说话，心想：黄石会议筹办过程，都是在座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在历次会议上作出的决议，白纸黑字。我临危受命，把一个流产的会议，“善后”到了效果极好的地步，不但为省世协挽回了名誉，而且赢得了更大的声誉。我没有错！我如主动辞职，无异于自己承认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引咎辞职，我不愿去背这个黑锅。理事长薛诚之同志见秘书长辞职，我这个副秘书长却没有跟上，便没头没脑的说：“这次是秘书处改组！”我想，既然是改组，就得全体辞职。我便勉强地表示我也辞职。说罢，便借口方便，离开会场回避，让其他主要负责人商量改组事宜。待我又回到会场后，理事长宣布刘汉林同志任秘书长。对于我，有人说：“老张还是留任吧。”没人表示赞成，也没人表示反对。不过，这就是我参加省世协这一届的最后的一次会议。改组后的班子里再无我的名字，也再也没有收到参加任何活动的任何通知。其他三位胡国柱、徐道荣、杨宗琨从此也没接到参加任何活动的通知——我们被除名了！

“改组“后协会主要负责人的名单.载《湖北社联通讯》总第五期（1982-4-1）

1979年成立大会选举和公布的理事七人（薛诚之、夏邦新、李军、张丹忱、胡国柱、
徐道荣、杨宗琨), 其中前两人担任正副理事长、第三、四人担任正副秘书长。
1984年4月，收到新一期《湖北社联通讯》，刊载协会“增选理事会成员”的通告
其中除名了名誉理事长陶军（华中师院常务副院长），增加了朱九思（华中工学院院长）。
正副理事长薛诚之、夏邦新不变；增加了副理事长孙震欧；除名了正副秘书长；李军、张丹忱。秘书长换成刘汉林（非理事）。
这份《湖北社联通讯》，算会正式通知我，我已从省世协负责人中除名。81年11月这次改组会后，原七人的理事会，除薛成之和夏邦新两人外，其中的五个从此从湖北省世界语协会里消失。直至1986年春第七十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前。省世协不再联系我们。我曾多次表示，我是武汉市居民，又是六十年代武汉市世界语小组的发起人之一，希望参加武汉市的世界与活动，而且我没有任何条件。但是始终没有答复，也没回答我能否加入武汉市世界语协会。
我这才想起，1980年武汉市世界语小组转为武汉世界与协会时，有一次夏邦新没头没脑说了一句：“省世协理事只能极个别的可参加武汉市协”。 这句话我一直摸不着头脑，更不知什么意思。又因为省世协理事会从没有讨论过省市世协的关系。随即就忘了此事。我希望参加市世协的活动始终得不到回答后，才想起夏的那句话，又联系想到，理事会开会只通知理事，可市世协的秘书长张炳南非理事早早就坐在会场了。几次之后，引起了徐道荣的注意，问他是谁请他来的，他不回答，正副理事长装聋作哑，默不做声，三四次之后，徐道荣忍无可忍，直接对张炳南说，你不是理事，请出去！张竟然稳坐不走。薛诚之、夏邦新一直不表态。大家拿他没办法。多年后，陆陆续续有零碎的信息传到我的耳朵：省市世协的分工：省世协只做学术，市世协负责世运、教育、教学。我不知道这是哪里做的决定。省世协理事会从未讨论过两个协会的分工啊！与此同时，市世协任何成员可以自由参加省世协的活动，没有限制，甚至省协会的换届选举。省世协除被指定的人外，都不能参加市世协活动，就是说，只能单向流动。这是谁的规定啊？
1991年民政部公布《社团法》，规范协会、学会的活动‘；全国对社会上的社团活动的乱象进行整顿，撤销、合并了一些社团。湖北省民政厅整顿文件，明确指出：撤销湖北省科技世界语者歇会武汉市世界语协会，两协会合并到湖北省世界语协会。前者负责人刘荣华、丁及、徐道荣等实际上从1985年省世协换届选举后，就参加省世协的活动，只有一个名义，不再单独活动。武汉市世界余协会市从整顿后的名单中除名。一段时间后，我曾委托丁及联系武汉市协的原会员，希望他们参加省世协的活动。但不久我突然接到刘翰林邀请我参加武汉市世协的恢复成立大会，我告诉他，我因腿疾不能参加；即使我没腿疾，我也不能参加。但我绝对不会去做不利他们的蠢事的。市世协恢复后，实施写 对武汉市的盛世写仍然是完全封闭的、只能实施写向省世协单向流动担任职务的这条老“规矩”一直不打折扣地执行着。在汉的徐道荣、丁及、我等均不能参加市世协。从未说过一句世界语、从未写过一行世界语的同志，当了几十年的会长。
这就是外间传闻省市世协不协调的传闻的真相。我们原来被赶出省世协的几位理事坚守全面对外开放，包括市世协的会员，他们可以任何时间参加省世协，参加省世协的任何活动，包括年会和领导人的选举。
这段历史的过来人，几乎全已作古，我也风烛残年，有义务把这段离世和当年的情况和档案文件做个交代。
我在省世协和武汉世界语界失业，就希望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地方，终于在1983年春黄石市世界语协会找到一份工作：他们开办了世界语函授班（实为专业人才、设备和管理配套齐全的函授学校）。这里我要特别提到林立源同志的经营管理才能。他是1980年初开始学习世界语的。当年我和几位黄石世运骨干见面时，第一次见到他，知道他在黄石农机公司工作。很快他就成为黄石世协最重要的干部之一。胡国柱、林立源、张新生成为函班的行政主管。胡国柱、张丹忱、徐道荣分别担任初级、中级、高级班的班主任。三个班主任加上林立源、张新生，组成函授班的班委会。班主任只负责教学、编教材和辅导。我们班委会非常节省，几乎是义务工作，用节省下来的钱办了几件大事。其中的一件是1983年夏在无锡召开的国内首次的世界语学历标准讨论会，另一件是，在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朱九思的全力支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大会。规模比1981年的黄石会议更大、更正规，国内许多世界语前辈都参加了，包括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张企程以及陈思德、曾禾尧、张天心等。朱九思出席了开幕式讲话并接见了我们。
早在1981年陈思德参加黄石会议，途经武汉，朱九思见到了几十年前教他世界语的老师，事隔多年，各奔西东、颠簸流离，相互见面都非常感慨。这又激起了朱九思对久违了的世界语的热情。这年他与胡愈之、楚图南、巴金等发起成立了“世界语之友会”，成为全国世界语组织和运动的监护者。
我们尴尬的处境通过当地和外地一些同志，传到了朱九思的耳里。1972年7月我突然收到通知，去到华中理工大参加一个调查座谈会。我事前一点儿也不知道，在华中理工大座谈什么。会上才见到我们几个被赶出省世协的理事的同志，还有丁及。调查者问了一些省世协的情况，我们每人都发言了。不久，就收到一份调查的综合文件，列举了省世协薛成之、夏邦新主持下的一些严重的现象和新华函校的管理问题。这个调查文件发到了省委文教、宣传部和华中师大党委。我以为会有相依的处理。结果并没有出现跟进。
直到1985年秋，一天突然北京老世界语者、全国世协常务理事曾禾尧捎来口信，嘱我去武汉军区大院找张天心同志，他或许愿意帮助我们解决省协内部的问题。我找到了他，见面一惊：他不就是文革中我校的军宣队的指挥长吗？！ 他的大报告给我不同一般人的深刻印象：理智和求实，没有政治大帽子。闲谈中他讲了当年他作为流亡到重庆的学生，参加了郭沫若领导的第六厅的世界语对日宣传工作。他对省世协发生的事情其实比我更多，表示愿意想一想解决办法。。
期间，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也派商光敏等派人找我调查。在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书记、副主席、参加并讲话、省社联学会工作部主任胡楚东等的主持下，组织各方人员座谈，达成“不谈过去，团结向前看”的共识。成立以张天心为组长的七人小组，专事第二届理事会改选和组建代表团参加北京国际世界语大会的工作。工作组通过召开会员大会，选举了第二届湖北世界语协会的理事会班子，被除名五位理事再次当选，推选张天心为理事长、张丹忱为书长的新理事会，省世协终于从此走上团结、合作效地康庄之道。但•从此失去了世运的老战友李军。他六十年代•写了长诗《L′Espero》热情幻想国际世界语大会终有一天在中国召开的情景。他的这个幻想终于在1986年实现时。他却没有资格参加了。
余 响

1988年9月10日，应比利时Kortrijk市世界语组织之邀，我在市图书馆做了讲演后，市长助理（schepen）Devos Joel 先生在豪华的、古色古香的市政厅会议室里举行欢迎仪式。当地世界语组织全部成员作陪他在致词中表示热烈欢迎我这位“东方的友谊使者”，并赠送纪念品。在当地来自八个国家的世界语者们的陪同下，我
游览全市，游览了市区。
右图：市长助理Devos Joel 致辞并赠纪念品


左图：Kortijk市政厅的欢迎会

傍晚在回奥斯坦德车上，翻开地图，想找到Kortrijk这个城市的位置。天啦！我现在不就在离登刻尔克（Denkerque）东北几十公里的海边吗？几年前黄石会议的情景，就像车窗外的景色一样，在我脑海里一幅幅地重现。此时此景的朦胧夜色，与《最后离开登刻尔克的四个人》照片中朦胧的晨曦，何等地相似！那时我说的登刻尔克，只是个象征，真正的登刻耳克，它无异于像月球那样对我不可企及。而今天我竟然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它身旁！情景与那时如此地相似，但心情却完全不一样。这真的又是柴门霍夫在天之灵的安排吗？不然，怎么会有如此的偶然啊！

（左图：参加过黄石世协成立及黄石会议工作的部分同志20年后合影）
二十世纪的第二年，2001年，1982年黄石会议二十周年。黄市世界语协会邀请当年参加会议组织的会员们座谈，我荣幸地被邀。中午聚餐后，主人们引领我们参观黄石的市容和公园。我们看到黄石市二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它变得如此美丽而漂亮，以至我二十年后，几乎辨认不出老的黄石了。在公园的小山丘上，曾经参加二十年前黄石会议的部分工作人员，回忆了二十年前的艰辛，以及当年激情满怀、全心奉献的精神，表示当年有幸参加中国世运历史上空前热烈的大会工作，而倍感幸运！
这次国内世界语者的空前大聚会，它的规模、它体现出来的激情、它的深远影响，它在中国世运历史上的破冰意义，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未得到充分的报道。我们有意低调处理，以免更触怒某些人。
其实，与会者的激情，从根本上说，是对求知的追求，是对长期被压抑的人性、良知和爱的追求。一当禁锢被打破，这种追求便成为一股任何人都不可阻挡的力量。黄石会议所展现的，就是这种力量。它的这种展现，在1979年省世协成立时，就已体现了。而我们当时就已相约进一步实现这种聚会，这种感情和这种柴门霍夫精神，我们在学习柴门霍夫的语言和他的著作时，就领悟到了柴门霍夫的普世的精神价值。我们在与方善境等老一辈的世界语者的交往中感受到了。我们感到骄傲的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尽力去努力实行。现在黄石这类的会议在今天，国内已是司空见惯了。但在当时，是我们首先吃了螃蟹，也让与会者同吃螃蟹。这在中国当时的民间社团活动里，算是走在前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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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黄石会议照片摄影者为张新生

附二：尊敬的张丹忱老师：你好！
读了你的《黄石会议始末》，很受感触，我们为世界语走过的几十年，还是令人怀念，我在悼念胡国柱的文章中也有一段：
1981年的小UK。
我们的世界语班，不仅教语言，还讲世界语运动学，会有许多故事，其中大家最感兴趣的是“国际世界语大会”即UK，胡老师在台上讲得眉飞色舞，同学们在下面听得群情激动，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神奇的大会，几十个国家、民族，上千代表在会上只讲一种语言，没有任何翻译，也不伤害任何国家民族代表的感情﹍﹍。听完后大家议论，最后胡老师提出来在中国黄石召开一个全国各省代表参加的世界语大会如何，因为只有中国人，我们就叫“小UK”如何，说干就干，在中国开会，首先要领导批准，80年代是中国最开放的年代，我们分别向省社科联和黄石市委宣传部打报告，居然都获得批准，我们立即向全国发出邀请函，当时的信息主要是靠通信与世界语油印小刊，当时黄石已经出版了《新花》，江苏常熟的《绿萤》很受全国世界语者的欢迎，加上刚创办的“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一下吸引了数万求学者，信息一发出，要求来参会的信函就络绎不断地寄来，西安的世界语者王天义、朱宝康告之，他们要组织一个自行车队从西安骑车来开会，报名者很快就超过了千人，当我们向领导报喜时，没想到回复竟是冰冷冰冷的，当时负责管理协会工作的主任把我找去谈话，问我，你找那么多人来开会？住哪里？吃哪里？开会开会，就是要吃得好住得好外加土特产，你们有吗？我们汇报说，我们联系了一所小学，就住在课室，夏天睡桌子就行，吃饭自理，让他们吃吃黄石的风味小吃不是挺好吗？至于土特产，不是有黄石港饼吗？领导说，你们是在开玩笑，马上回绝参会者，要开顶多开200人的会，让他们住海观山宾馆，我们负责通知海观山宾馆空出房间。省里来的回复不是冰冷而是冻到冰底了：会议不准开，原安排的领导也不来了，事后才知道不知是谁给会议上纲上线，说一个刚成立的协会，要开一千多人的大会，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帽子太大了，怎么办，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胡国柱第一个表态：会议一定要开，张新生也同意开，因为大多数开会者都已经在路上了，当时的交通不是很方便，根本没有办法让这些人回去，我提出用折衷的办法开：在黄石海观山宾馆，我们就开200人的会，其他的人不在海观山开，我们干脆上庐山去开，黄石当时每天晚上都有一班船到九江，一早到了九江吃过早饭走上山可以在庐山吃中饭，下午开会，晚上可以回黄石，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既按领导的要求办了，又开了个真正的小UK，最后基本是在黄石开了个200人的会，大家又都上了庐山，我因为先上山做安排，会议开完第二晚再全家上庐山的，当时接到云南个旧市来的世界语者邵述康，他说是靠一个西瓜在火车上度过了几天几夜的。会后，我们统计了这次参会名单，印了一本会议代表名录，居然有1037人。
有几点要说明：
1、 当时统计报名者996人，参会者320名，实到人数1037人。
2、 当时黄石市宣传部部长姓宗，是年经的干部，当时他已经感觉到ZY对“反资产阶段自由化”有不同意见，因此，是最早找我们去谈话，宣布小UK没有问题，函授班也是他批的。
3、 出席小UK的高干不是王亚仆，而是上海外语学院的院长魏源枢，统战部接待的是新疆大学副校长姜，他的战友是黄石市武装部部长。
林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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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世界语协会王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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