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七十年世界语学之进展

新中国七十年世界语学之进展

Evoluado de Esperantologio en Nova Ĉinio dum 70 Jaroj

周流溪 Zhou Liuxi

世界语事业既有世界语的社会运动、世界语的实际应用，也有世界语学研究（esperantologio）。从理论上说，世界语学是国际语学（interlingvistiko）的一部分；在国际语学的框架下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世界语和其他国际辅助语进行比较。不过，即便我们只谈论世界语学，也并不一定要排除那种比较。简单说来，这些学问可以是纯粹的语言学，但很大程度上首先应该是社会语言学。而实际上人类语言以日常语言、科学语言和文学语言的方式在应用，故语言学除了研究日常语言（包括个人语言和社会语言）之外也应该关注科学语言及文学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它突出体现着语言的美学功能]）；因而世界语学也不免要涉及对后两个方面的研究。世界语学势必与世界语的现状和前途休戚相关。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世界语学/国际语学，世界语要得到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承认也很困难；所以学术研究亦自有其重要作用。新中国70年来，这种研究总体上呈现出逐步发展的良好势头。

一、新中国时期的世界语运动

1.1  挫折干扰和质疑嘲笑不能阻碍中国世界语运动继续前进

世界语学/国际语学颇有赖于世界语本身。如果世界语不行了，则世界语学/国际语学将没有什么意义。20世纪初年，世界语（“万国新语”Esperanto）开始通过俄国在远东地区修筑铁路和经商的人士、留学日本的学生、在西欧留学和工作的人员三个渠道传到中国（“世界语”的译名来自日本）。早期的世界语者中不乏无政府主义者；但“无政府”之旨包括反对腐败的清朝专制统治。其后则有不少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运用世界语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世界语传入中国十年后，发生过关于世界语的一次大辩论（中国要不要接受世界语）；1930年代又有过一次辩论（世界语同“基本英语”及“新国际辅助语”进行较量）。详情具见《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1999）第十章的有关部分。在那两次辩论中世界语者都维护了吾语（nia lingvo）的正当地位。由于吾语同志们(samideanoj)的奋斗，中国初次形成了进步的世界语运动并留下了历史功绩。[*从《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科学出版社，1965：4-6页）大致可见20世纪前40年中国世界语运动和世界语研究的情况。]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创办了《[人民]中国报道》（EPĈ）作为世界语的对外宣传刊物。1951年3月成立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ĈEL），归国际新闻局（后为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领导。会刊为《人民世界》（原为上年出版的上海世协机关刊）。在一段时间里，中国世界语者默默地做着对外宣传工作；但那不等于说吾语处于风调雨顺之中。二战前后德国、苏联互相猜忌仇杀曾殃及两国的世界语者：纳粹集团把德国成群世界语者作为通俄的“共产主义分子”加以消灭，苏联当局也把一大批世界语者视为德国“间谍”而杀无赦；而此事的流毒竟久未消除。《中国报道》想寄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读者那里却奇怪地被当局查没（前揭《一百年》60页云“东欧某个社会主义国家”拒收我国的世界语刊物）；该国还通过外交部向我国打招呼表示它不愿接受这个刊物。考虑到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该刊遵照上级指示停止了出版；连全国世协也停止了活动。这就奇怪了：还没等“老大哥”下令（据知是赫鲁晓夫刚上台放松了极左的限制，苏联那里还能容许世界语活动，东欧别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像民主德国一样极端）我们就停办杂志了，那已经不可理解；怎么连协会也停止运转了呢？原因就在这个全国协会只把对外宣传作为官方任务，并不积极推动和开展国内的世界语运动，甚至限制与国外世界语者通讯。到1957年，才恢复了全协的工作和 EPĈ 的出版（全协一度以EPĈ 为会刊；1981年后重办会刊《世界》[La Mondo]）。而只是在1963年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出席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并发表支持世界语的重要讲话之后，世运才进入常态并有所发展。可惜过了几年又有“文革”的大周折。国家教育部在1963年就指令高校外文系凡有条件者应开设世界语为第二外语课，其他系科可将世界语作为选修课。1982年又发文重申了这一点，并说明世界语在学生毕业、干部考核和招考研究生中可以作为第二外语科目；还特地组织了高校世界语教师培训班，随后有些高校开设了世界语课。与此同时及稍后，在方善境和一些热心同志的组织下全国多地群众一度掀起过学习世界语的大潮（仅1975-1980年，在方善境倡议和主持下全国一大批世界语者自愿集资就油印了20多种学习材料）。各地先后都成立了世界语组织，那是开展世运的重要保证。1980年全国世协加入国际世界语协会UEA成为其集体会员。1966年，外文出版社已成立了世界语翻译组；1979年该组并入日益兴旺的中国报道社、旋即发展为社里的图书部；1981年建立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下文简称世语社）。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实现了编译合一的体制改革。总之，新中国（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有效地正式出版了几百种介绍中国历史、文化、民俗、科技等方面风采的世界语图书（包括儿童读物），极大地增进了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世界语书刊有规模的正式出版发行是新中国成就的一个亮点。

不少人总质疑世界语：它怎么100多年还没普及？肯定不会成功！这种先入为主之见很不恰当。其实100年做不了多少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100多年了，还经历了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倒退，可说进展不大；而中国还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不能因为有挫折就失去对前途的信心。但人们总还有疑惑：世界语是一个没有祖国的语言，怎能生存并通行开来？其实世界语中早有一句名言：Esperantujo estas nenie, sed ĉie（世界语之国无所在处，但又无处不在）。其意思是：地球上的确没有一个大地方，其全体（或大部分）居民都说世界语；但全球各个角落都有懂得世界语和应用世界语的人们（世界语者esperantistoj，互称 ‘同志’ samideano），这就是无所不在、无往不届的“世界语之国”。世界语的分布范围绝不比英语的小，甚至会更大，尽管其使用人数不如英语那样多。世界语和英语是当今能充当国际性语言的两个特例，凭借这两个语言中的任何一个就大抵可以走遍天下，两个都掌握那就更好了。但很多人从实用主义的眼光看问题，总觉得有英语就行了，还要国际辅助语干什么？

1982年1月Leger Brosnahan（一位在华工作的英国人）写信给英文的《中国日报》，说他看见该报所发新华社报道去年底成立中国世界语之友会那篇文章“感到十分悲哀”：它“居然想当然地把世界语看成是有助于人类沟通、促进文化交流的有效手段”。Brosnahan认为：人造语在促进人类沟通上是一种十分昂贵最终死路一条的方案，而世界语就是这样一种既没有人说也没有人看的语言。10天后，在中国报道社工作的英国专家Geoffrey Sutton以“世界语是一种有效的全球语言”为题投书《中国日报》进行反驳。他说明了世界语的优点和实际应用的情况，指出世界上有世界语广播（北京的国际广播电台就有世界语播音）、有上百种期刊用世界语出版（包括颇受好评的EPĈ）。他还提到世界语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上的成绩（按：他著有《世界语1887-2007原创文学百科全书简编》，2008年出版；我参加2012年在河内举行的世界语国际大会UK时买到此书）。魏以达也发文批评Brosnahan。但Brosnahan还再次发文坚主世界语只是空想，而人们应该把钱财和精力放在民族语言上。《中国日报》前后共发表了11封读者来信参加辩论。若按Brosnahan之说，各民族都只顾关照自家的语言，那么人类交往中的语言障碍将永远解决不了。

到1997年，《读书》杂志上又出现了周质平寄自美国的文章“春梦了无痕——中国近代世界语运动”，认为世界语是“在‘太虚幻境’中神游的一场春梦”；“Esperanto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始终不曾从‘死 文字’转化为‘活语言’，Esperanto 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了！” 他还认为鲁迅对世界语的态度只是“不反对”；他又嘲笑巴金对问题的看法（“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始终停留在少年‘觉慧’在小说《家》中的境界”。这篇文章受到了章怡（按即商务印书馆的老总陈原[他是世界语前辈，与晚年的巴金还有交往])和石成泰的严肃批评。周文提到：钱玄同主张废灭汉语汉文而用世界语代之，“这不是梦，又是什么？” 谨按：钱氏的过激言论是五四时期爱国人士特有的表现；但那只是个人的偶然失言，并不能作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坚强证据。

几年后（在这个辩论之外），比较文学理论家赵毅衡提到：“世界语 ‘最盛时’，‘使用者’曾超过十万；我在70年代末读研究生时，同学中还有[今在]北师大的周流溪等，依然热心于世界语。随着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全面退潮，恐怕这是最后一代了吧。” （见其文集内《对岸的诱惑》83页。）赵毅衡本身没有认真接触过世界语，其说也属于跟随流俗的主观猜测而已。当然，那也激发了我更积极参加世界语运动，包括世界语学研究和文学创译活动（赵著《诗神远游》提到美国女诗人哈蒙德1922年已用音节1:1译过贾岛的诗；那大大加强了我探讨汉风式诗歌译、作的决心和信心）。

不过，改革开放后中国世运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并非没有变故：个人方面，不少世界语者只顾“下海”赚钱而离开了为世界语努力奉献的道路；集体方面，不但《世界》杂志停办，连国际品牌刊物EPĈ也因断了经费来源而[不顾外国订户的强烈而殷切的期待]放弃了世界语的纸质出版；世语社兴办20年也关门了。这些都是不能漠视的令人痛心的现象。多年身为全协领导人之一的实干家李奈西在1987年“我与世界语——我对世界语学习和工作的回忆”和1999年“我的理想成了幻想”二文（见世界语学习网）里就记录了不少由管理弊端而造成的失误，值得重视和改正。在各地方，也有政府部门支持指导不力而发生世界语组织涣散停顿的事。[*最可怪而不应有者：1994-2002年间武汉世协因为市文化局不愿代管而无法注册，被人说成“非法组织”而导致湖北世协和武汉市协的内斗，使世运蒙受损失。]  当然，坚持世运的老年和中年一辈还大有人在，而且也不断涌现出年轻一代的积极分子（在香港的李仁芝就接着把世语社办下去）。中国世运之火是能接力相传永不熄灭的。而政府也应从国家语言战略的高度看待世界语而加大对世界语工作的支持力度。

在全国世协的图书由于体制弊端屡遭磨难、严重欠管散失的情况下，山东省枣庄学院毅然与全协签约承担了代为保存管理的责任。该校随即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也是全球不多见的世界语博物馆；又开设了正规的世界语课程。博物馆、特别是其中的图书文献，保障了该校世界语教学和科研的开展。在校领导曹胜强主持下成立了中国文化研究与传播（世界语）系列丛书编译委员会，几年间就编辑出版了一批很有分量的著作。在世界语史方面，学院编纂（由孙明孝主编）了《中国世界语运动史料》影印本15巨册（凤凰出版社，2016）：这是该校接管全协图书后的一份重要作业：它没有辜负全协的托付，也顺应了全国世界语者的希望：这一大批百年珍贵史料更好地保存下来并且更便于利用了。此外还有《日本世界语运动史略》（孙明孝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和《国际世界语协会史》（兹科·范·德克著、孙明孝译，山大出版社，2016）。在文化交流方面有《世界语与跨文化交际》（邹爱民、孙明孝主编，齐鲁电子音像出版社，2013 [该书在一般理论性叙述之外，还引用了欧亚五位朋友来华在世界语者帮助下进行旅游考察的的见闻，有力地呈现了主题，也证明了世界语的特别作用]）。此外孙明孝还编了《墨子》（中世双语，[枣庄学院世界语教授]佐佐木照央译，学苑出版社，2017）和《聊斋志异》世界语全译本[4册]（胡国柱译，燕山出版社，2019 [这使世界语的国际寓言宝库里有了中国作家的作品]）。

1.2 对历史和现实的新思考

要正确认识世界语，就要知道它的来源和发展史（及接受史），也要知道世界语和其他国际辅助语方案的区别。在旧中国，已经有对世界语史和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生平的介绍。新中国成立多年以来，这方面的新著述不多；只有赵觉诚的“国际共通语和世界语”（《中国语文》1957年第4期）、武彦选的“关于国际共同语的形成问题”（同前刊第7期，不赞成Esperanto）和陈原的“世界语七十年——关于国际辅助语问题和世界语运动状况”（《人民日报》1957.12.15）等几篇。“文革”后喘息初定之际，方善境就及时组织翻译并自编和油印了《世界语——革命的语言》系列三集。其中尤以宋绳坦所译瓦伦铿（Gaston Waringhien）的《世界语在裁判席前》等文（1978）和祝学礼所译庇隆（Claude Piron）的《世界语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语言》（1979）为重要著述，它们有理有据地阐述了世界语的国际性和正当性；三集里的史料成分也很有参考价值。而最迟在1977年方善境就请胡国柱译出乌努尔《国际语理想的本质和前途》一文（乌努尔即柴门霍夫，原文见柴氏所编《世界语基础文选[Krestomatio]》），后来又请彼得逊（孙凯之）译出布鲁恩的书《国际语理想历史概要》（Gerrit Paulus de Bruin， Historia Skizo de la Internacilingva Ideo [原书系1955(?)年荷兰语区工人世界语协会出版的 ，方善境这位进步的世界语者自然会关注也能获取左派世界语者的著述]）；二者俱作为方氏筹措之群众自学和集体函授的读物分别于1980年和1981年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语史研究有一些新的成果。比如：胡国柱考证过早期中国世界语史中的一些问题（他对广东世界语学会1932年的《世界语年鉴》还作过考订[我因在全协图书馆得见一些早年史料也有学步之笔]）；据张丹忱回忆，李军保存了胡惕非留下的一整批中国世界语书刊并收集过一些史料（多已被侯志平采用）；李益三写过几篇追述早期世运和人物的重要文章；很多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都有回忆记事（不遑逐一列举），其中黄尊生晚年在香港写成的回忆录得以发表于《世界》和《广州文史资料》尤为幸事[黄尊生为世运做出过很多贡献；他曾当选世界语语言委员会委员（后来称为世界语研究院院士），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世界语者]。此外，以老年世界语者协会和地方协会名义印行、实由长沙吴长盛独力编办的小刊《老世界语者》（Veterana Esperantisto），从1985年开始坚持了30来年，也收集和保存了不少前辈活动的可贵史料。中年一代同志也有语史文章，如汪敏豪和张庆珍的 “中国世运的摇篮——上海”（《世界》，1988/1 [汪敏豪又有世界语版的文本发表于EPĈ，1988/3]）、庄企雄的“南京早期世界语运动”（江苏世协2009年文集）。各地的会议文集和协会刊物上都有这类史料文章，如江苏世协1983年文集里就有好几篇。

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批适时介绍世界语的书。瑞士人普里瓦的柴传百页小书（Edmond Privat: Vivo de Zamenhof ），解放前有过景梅九的译本《柴门霍甫传》（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1950年重印过，但毕竟旧了。1983年知识出版社印行了龚佩康的新译本《柴门霍夫的一生》。该社同时也出版了普里瓦《世界语史》的张闳凡新译本（此前1931年有过天均译本和杨景梅译本）。刘晓骏翻译的皮埃尔·让东（Pierre Janton）所著《世界语：语言—文学—运动》（法文版），是一部全面介绍了世界语的新书；译本1988年先由枣庄世界语协会印出；后来译者得到作者的世界语版本，又参照它而修订了汉译文，并附上波兰人写的柴门霍夫小传（华寿考初译），随即交山东省世界语协会于1999年印行。2002年此书在香港由世语社出版；2008年，译者在访问法国时得与作者愉快相聚。1993年，江苏世界语协会印行了刘鸿元翻译的《大哲学家与国际语》（捷克老世界语者Julius Glück 原著），对国际语理想的先行者有详细介绍。[*按：虽然他们中有些人具体提议的哲理语言方案并不可行，但以他们的地位首先来论证和提倡人造语对国际语事业还是很大的启发和推动。] 徐沫旧译（杭军新校）的德雷仁《世界共通语史》（商务印书馆，1999）原是一部国际语学的经典著作，译者是一位长期为革命埋头工作的世界语者而冤死于“文革”之中。[顺及：德雷仁曾担任全苏联世界语联盟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在“肃反”中竟因“里通外国”的罪名惨遭处决。其著述有不少在30年代已被多人译介入华；1936年徐沫就翻译出版（刊发）了德雷仁的书《新兴言语理论》和文章《世界语——“记号”还是“现实的意识”？》；徐沫自己还出版了《世界语新论》。] 现在推出德雷仁这部著作，除了让人们了解作者的学术观点之外，还要彰显这两位世界语先行者的献身精神并鼓励更多人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开拓（商务印书馆陈原老总在出版此书中贡献了很大力量，他早年探讨工程术语翻译时还与德雷仁有过联系呢）。刘正坤、宋韵声编著的《柴门霍夫传》（辽宁大学出版社，2003），直接为2003年在延吉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和次年在北京举行的第89届UK献礼和助力；它对柴氏一生特别是晚年的拼搏及其妻室和子女为世界语而献身有较全面的叙述（柴门霍夫的一弟、一妹、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惨遭纳粹杀害，仅儿媳和孙子幸免），那足以激励中国的世界语者奋勇进取创造新的成绩。

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编著（侯志平主编）的《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世语社，1999）是一部很突出的代表作。该书分10章：在世界语的起源（和特点）及其发展、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的民族解放、在新时期的任务、在科技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文学、文字改革、教育、集邮、国际语学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叙述，还附有中国世运百年纪事。该世协还组织编写了（仍由侯志平主编）世汉双语对照的《中国世界语运动简史》（2004）和大型画册《与希望同行——世界语运动在中国》（2011）；这样，外国读者也很容易了解中国世运了。侯志平还编撰了《中国世运史钩沉》（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中国世界语者人物志》（曾是蓝天强主编的《中国世界语者与世界语运动》一书的下篇[世语社，2002]）。

方善境终其一生都在为吾语奋斗，对国际语的崇高目标认识最深。我从1979年认识他而开始学习世界语，对其思想和行动有切身的了解。老世界语者叶籁士位居高位，去世后翌年就有人安排出版了《叶籁士文集》（1995）。我想到：方善境虽然在外文局作为高级翻译骨干长期辛勤工作贡献很大（甚至在“文革”逆境中还不停手默默耕耘），而他赍志以殁（1983）后十几年了、身边与之共事数十载者竟无人想到（更没能做到）也为他出一部文集。我感慨地说：“我只跟方先生学了一天世界语（指在初访他时跟他学了字母的发音[他的世界语发音一听而知非常地道！] 并从他那里拿到一份40课[每课仅10句话]的油印讲义，就学起来了）；但我要给方先生出一部文集！”  多年后，我自编自印的《方善境文集》（香港：华人出版社，2003）就出现在第五届全国世界语大会上；此会还专门举办了方善境研讨会专场。我在本单位（北京师大）经常开设世界语公选课；有一年，我要求那些已人手一册《方善境文集》的学生在期终作业里写出阅读文集的心得，结果他们认真做了而收效甚好。

世界语的目标是正当的、高尚的，符合人类平等的理想。那些否定世界语的人们没有考虑到：英语并不是万能的；它在很多地方和场合都受到抵制，因为它实质上代表了一种语言帝国主义(lingva imperiismo)。这是英国几百年殖民扩张以及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美国称霸天下所带来的结果；在当前全球化席卷而来的情势下，英语横扫各大洲，那对世界上很多语言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从《方善境文集》151-152页可见，方善境至迟在1977年就注意到并认同了欧洲人提出的“打倒语言帝国主义”口号；他指出：我们要反对[英语的]语言霸权主义；汉语虽然是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但实际上只是一个陪客，徒有恶名而无实惠！所以我们国家要制定政策尽量多培养世界语人才，争取在下一世纪首先在第三世界的交往中使用世界语，然后创造条件在联合国形成一个结束语言霸权主义的运动（并参看周流溪文 “语言生态学：宏观性研究” [暨南大学《外语论丛》2018年第1期]）。1979年刘铃代表全协参加第64届UK，在大会发言中指出语言歧视是一种难以容忍的不公平：现在国际交往中英语用得较多，这是殖民主义的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人就因为外语学习造成时间和金钱上很大的浪费。但外国人学习汉语也是困难的，而中国人从来不想把汉语强加给世界；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和语言歧视。中立的世界语因为比任何一种民族语都容易得多，只有世界语才是国际语言问题的最合理最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见湖北省世界语协会《新希望》：1980年第一辑）。英国学者菲利普森（R. Phillipson）从1988年开始发文论述语言歧视和语言帝国主义；1992年出版《语言帝国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引进了此书）。其妻是芬兰语言学家，她的巨著《教育中的语言灭族》一书（T. Skutnabb-Kangs，2000；IntI, 35有介绍）对全球化过程中各国英语教育强劲而令众多民族语言面临严峻命运作了醒目的揭示。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颁布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世界语运动的布拉格[人权]宣言与它是协调的。承认语言人权（语言平等），就要承认语言多样性；只有语言多样性能够保证文化多样性。有人强调全球化的民族融合和英语独尊的实用主义，反对语言和文化多样性；那不能成立。所以世界语在其原初宗旨（以这个语言来消除民族交往的障碍、促进各民族的理解和合作）之外，现在又多了一个反对语言帝国主义、维持世界语言文化多样性的任务（参看周流溪文 “语言生态学：静观演化勇作为”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已上了知网）。[ *顺及：赵毅衡虽然不认为Esperanto能够通行； 但作为文化学者，他也反对英语帝国主义（见其散文集《有个半岛叫欧洲》中的 “如何打倒英语帝国主义？”一文）。]

二、新中国学者的世界语学研究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现在来综览一下世界语学的主体部分， 即语言学研究。但这个第二节只重点谈对日常语言的一般研究。

2.1 辞书编写和词汇研究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没有开展群众性的世界语运动，更几乎没有人对世界语切实进行语言研究。但我们的语言要生存下去，基本的词典还是要有的。就世汉词典而言，1952年再版了冯文洛编著的《世界语中文大辞典》（初版是1944年出的）。1959年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全国世协编写（陈世德主编）的《世界语新词典》。那只是个袖珍本；但1962年、1980年重印了，1980年北京世协筹备组翻印了，1984年安徽淮南世界语函授学校也翻印了。而《世界语中文大辞典》仍有人用：1981年新华函校请贵州人民出版社印行5万册配发给学员；1984年世语社又重版了这部词典。1979年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印行了张乃骏编译的《世界语汉语辞典》上下册。[接着有个小插曲：1984年中国世语社印行了卡贝（Kabe）的《世界语原文小词典》（ Vortaro de Esperanto），那有利于国人了解和利用这本经典之作。] 1986年北京世协组织刘凤仪、陆彬生、秦凯基、曾禾尧、张淑贤、邹国相编了《世华词典》，由知识出版社印行。1987年世语社正式推出了由北京和外地一大群世界语者参编、张闳凡主编的《世界语汉语词典》；它是新型的词典，收词量也更大（但它注意把已确定正式地位的基本词都标注出来）。此书1990年曾再版；2000年则出了缩编本，名《世界语汉语新词典》。外文社则于2012年出版了李士俊、李朝阳编《世界语趣味教学词典》。2015年，该社出版了王崇芳所编《世界语汉语大词典》。顺及：王崇芳还编了繁简两辑世界语诗韵集（有电子稿，未印行）。而卢纪新则出版了《世界语同韵词典》（世语社，2002）。

汉世词典方面，1934-35年有过三部（见《一百年》附录），50-60年代反而是空白。文革前后，原在文字改革出版社（今为语文出版社）工作的吴越，于1958-1971年间（大部分是他被错划成右派后在京郊农场劳改期间工余时偷着干的）苦心独力编成一部700多页的《汉语世界语大词典》草稿；虽然这项编书任务本是1956年本社安排的，但是书稿出来了他找社里的老领导和全国世协的胡愈之、叶籁士、陈原时，却没有一个人能帮他争取出版。吴越深感失望、一气之下含泪离开了世界语运动。1964年纺织技师胡国柱也约集几位同志编一本汉世辞典；他们用了约一年的业余时间赶制了5万多张卡片，1966年5月完成了从A到H八个字母的全部编写誊清工作，共17000余条抄成七个巨型分册（先后寄给全协ĈEL）。随着“文革”的爆发，一部分待编的卡片在武斗中毁于大火，而胡国柱继续编出的J、K、Z三部的清稿又被作为“罪证”抄去审查而下落不明；最后仅由李军油印出A、B字母部分而成为历史沧桑的纪录。但改革开放环境下全国掀起的世界语热潮毕竟催生了一批新的词典。于国健（安徽大学世界语教师、安徽省市世协的领导人之一）及其弟子王迪生、高振全编写的《汉世辞典》1982年以蚌埠科协、安徽省世协、安大外语系的名义出版、内部发行。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印行的汉世词典，收词已至3万余条。苏阿芒为之作序表彰；该书初印5000册，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接下来北京世协编出《汉世小词典》[词目竟也有14000余条]（知识出版社，1983），全国世协编出《汉语世界语词典》（世语社，1985 [虽然来迟而质量还算好]。十年后，上海外国语学院魏原枢主编的《简明汉世辞典》出版（外教社，1995）。再晚些，王崇芳编成《汉语世界语大词典》（世语社，2007）。此外，198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印行了龙文、黎霞编的《汉语世界语分类词汇手册》（编者是两位年轻的世界语者，魏原枢曾支持他们的工作并为其书作序推荐）；而上一年世语社印行过《世英汉分类词典》。2004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印行了刘正坤、宋韵声编的《简明世界语常用词词典》（世英汉、英世汉、汉世英对照）。

王崇芳是镇江市一位中学高级教师，他在陋室中长期苦心钻研世界语词汇而独力编成两部大词典、创造了世界语词典的新纪录；其精神令我无比佩服。——张闳凡先生曾邀我参编《世界语汉语词典》而我未能克服困难投入其事，至今愧恨不已。[*后来张先生还计划约秦凯基等12人（包括周某）编一部《插图世界语类海》（见秦凯基语法书的后记）。秦凯基先完成了一部分任务，由福建宁化县科技世界语协会印出《世界语汉语新词词典》（《世园》第42期，1993）。] 对王崇芳前一部词典，比利时词典学家Petro Desmet’ 曾写过高度赞扬的书评（Monato，2009/4，世界语学习网配上了中译文)。而卢纪新则及时通读了他后一部词典并写下大量批评札记；其主要部分于2015-2016年发布在《绿网·世界语论坛》上，随后印成大开本340多页的《阅读<世界语汉语大词典>中的困惑与思索》一书（世语社，2018）。卢纪新细读1500多页的词典并善意作出详细批评，是极为难得的、对吾语高度负责的行动；这个特殊举措起初一度受到编审者的误解和谴责；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友人的斡旋，双方的矛盾也就化解了。编写词典（尤其大词典）是个苦差事，不投入仔细的探讨不行；而批评[大]词典就更需要深入的研究了。我们可以把此事看成中国世界语学的一段佳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语运动复兴中出现于各地学会的及民办学校的各种书刊经常反映学者认真思考世界语的词汇和语法问题（及与之相关的一般世界语学问题）；那些刊、书、文之多不能备举。下面只略述其中一些例子。1980年，黎訄（周流溪）在法国人巴斯蒂安的词源学著作（L. Bastien： Naŭlingva Etimologia Lesikono）之基础上参考几种权威材料编译成《八语言对照世界语基本词汇》油印流通；那让中国人学习世界语时能方便地了解每个词的民族语出处，以利用自己已懂或半懂的外语来识记世界语单词，并深入理解世界语的国际性。后来，长春世界语协会影印了巴斯蒂安原书（附有“世-汉对照常用词汇” [但影印本把巴斯蒂安误标为英国人]）。世界语词源辞典既有学术性、又有实用价值，各国谅不罕见。今所知者，20世纪晚期到21世纪初期国际上有三部书值得注意：一部是Ebbe Vilborg编的《世界语词源辞典》（EVE [五册一套]，1989-2001，斯德哥尔摩世界语出版社印行[西安世协书刊服务部即希望书店已引进]）；一部是André Cherpillod编的 《简明词源辞典》（Konciza Etimologia Vortaro [UEA，2003]）；还有一部是Andras Rajki参考前面二书而编成的英文本《世界语词源辞典》（布达佩斯，2006 [已上了绿网，网文版共105页]）。郑伯承、李威伦都鼓励世界语学习者注意利用词源知识。郑氏有“英语与世界语词源比较分析”（载于北京的2002年学术前沿论丛）、“世界语的理据学研究”（载2006年前沿论丛）、“从词源学看世界语对学习外语的帮助”（载2009年前沿论丛，已上了知网）。最后一文参考了 André Cherpillod的书；在国内吾语同志之中似乎仅郑伯承利用过这部著作。李氏2014年在中关村图书大厦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北京世协的文化多样性讲座也讲过词源与学习问题。而刘镇庆“对世界语基本词汇来源的探索”（江苏世协《世界语论文选》，1983）较早论述了世界语从民族语汲取基本词汇的实例以及现在应该如何引进外来词的问题。

就一般的语词和语法研究而论，可说是再次从零开始（1986年重庆《世界语学习》编辑部重印了《世界语文法修辞讲话》——1936年绿叶书店初版的该书编入方善境、叶籁士等多人在上海《世界》杂志上发表的语法文章——算是把解放前后50年的空白象征性地填补了）。开始时是译介：较早印行者有按Henrik Seppik, La Tuta Esperanto译编的《中级世界语语法》（北京，1980）。这是方善境拿自己的存书——某旧馆标上汉译名《中级世界语文法》的纯世界语著述[*侯氏《钩沉》399页云在北京出（世界语）版，年代不详；此言盖误]——请张海燕译编、桂文波校订（删去17份练习题[及柴氏小传、世界语简史等7篇材料]）而把课本似的原作改编为一本像样的语法书。[*方氏新定的书名（只把过时的“文法”改为“语法”）有其正当性：原书本来有副题Gramatiko por Progresintoj, Gvidilo por Kursestroj，意即它是供学过初级班的进修者（progresintoj）使用的，开班者也可以用它作为指南，以便进修者能较好地温习并领会世界语的整体（tuta）语法。] Seppik之书还有个译本《世界语中级语法（余海涛译、胡良明校，《世界语学习》编辑部，1984）。此外的书有柴门霍夫《世界语语言问答全集》（新华函校，1981）、古存华和魏以达[按方善境安排]合译的《世界语语法和构词》[Paul Fruictier, Kompleta Gramatiko kaj Vortfarado de Esperanto]（北京世协，1981）。周力编译了日本学者小坂狷二的《世界语前置词略解》（世语社，1985） [原书倒是一部巨著，编译本篇幅仅为原书1/10强，但选择了适合中国人学习需要的例句]。周光志（魏以达的中学英语老师）则编著了354页的《世界语介词》（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6）。80年代以来也有完整语法的著述，如魏原枢、徐文琪编《世界语语法》（外教社，1982）[魏原枢还著有《世界语语音》（上海外语音像出版社，1984）]，张丹忱和曹东海合著的《世界语语法详解》（黄石市世界语协会，1983），赵承华编著（张家声审阅）的《世界语简明语法》（沈阳世协，1987），曹东海著《新编世界语语法》（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88[后来在香港另有世语社少量印行的一版名《世界语语法》，2018]）。此外，还有刘铃编《世界语语法纲要》（全国世协、北京社科联[《钩沉》398页云外文社，不确]，2007）、姜祖岳著《世界语语法精萃》[上篇]（世语社，2013）。

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刊物《外国语》一度发表过不少世界语研究论文，那在正式（或核心）刊物中是难能可贵的。而各地协会的会刊或会议论文集也是重要的园地。江苏世协印行的《世界语论文选》（1983）就刊出较早一批语言研究成果，包括国际辅助语综述和对世界语语音、语词和语法的研究。[*1987年有第二集（名《世界语百年大庆纪念文集》），1990年又有《世界语论文选》（第三辑），2009年有第四集即《江苏省世界语文集》。这四本书里不乏涉及语法、词汇、词典、术语、翻译的文章。比较突出的有刘镇庆的文章（见下文）。] 安徽世协会刊《世界语者》在80年代登了不少语法文章（像1985/3的杨秀君谈kiel和kvazaŭ、韦山谈antaŭ和antaŭ ol，都能为学习者解惑）。湖北世协每年的学术研讨会（包括面谈和笔谈）、北京社科联和北京师大合办的学术前沿论坛，都有不止一次报告涉及世界语语法问题。[*如，湖北世协2006年文集里有王崇芳“世界语中常见的歧义现象”谈及语音（连读）、词汇和句法的歧义。安徽会刊（1985/1、2）有王永振“反身代词十问”；江苏1990年《论文选》有萧耐园“世界语动词的反身用法”，2009年《文集》有刘鸿元 “介词je的用法” 和“用好后缀-um-”。]  世界语教师们的文章还载于中国高等院校世界语教师协会会刊《高校世界语》（1991），也收在于德全（等）主编的《外国语言研究》和《高校外语教学与研究》二书；如魏以达“试论世界语和英语的时制系统”（《外国语言研究》第一辑，世语社，1998）、“世界语和英语语序对比研究”（前书，第二辑，1998；以上二文上了《世界语学习•世界语学研究》网，也被《湖北省世界语协会世界语研讨会论文集 1980-2002》收录作为2002年报告），都属很有份量的专题研究。顾玉林于1984-85年参加第四期高校世界语教师进修班时发表的“世界语宾格与俄语第四格某些用法比较”一文也能抓住一个特定问题认真探讨。周亦明之文“世界语自动语态用法初探”（《外国语》1988/3）谈论的“自动语态”一般称为“中动语态”，是介于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之间的形式；它可由各种根词或别的成分加iĝi灵活地表示进入或处于某种状态。文中详细谈及和分析了各种情况，举例也提到sin trovi和troviĝi（‘存在，有’）可以通用。[*其实主动语态的sin trovi ‘自己发现自己’ 是从法语来的笨拙说法，而troviĝi 则相当于汉语的中动语态表述了；同样的情况是naskiĝi “生（于）”，不用被动语态。可以说，中国的世界语者喜欢、习惯和强化了这种简洁说法。] 上述这些探讨对提高中国世界语者的语言悟性和运用能力都有帮助。其实十六条规则管不到的地方多的是，若不下大功夫去钻研则势不能全面准确地掌握世界语。我们当然不能强行要求人人都达到专业（或专家）水平；但是中国人的世界语水平越高，对世界语运动就越有利，这毕竟是不言而喻的。而现在的问题是语言水平偏低、随时出错的情况太普遍。在新世纪里我们应该积极解决这个问题，要加强学习和运用，已经有较好成绩者也要锦上添花。

老世界语者秦凯基有“世界语语法表解”等系列文章发表于《世界》（1983- ）、EPĈ及小刊《绿萤》等，胜过传统的句子图解；2002年汇集成册为《世界语语法问题探索》（共30个问题，有李士俊2001年的序和作者2002年的后记），拟由北京世协印行（后未果）。[*秦凯基80年代在云南社会大学世界语班讲课时就有表解的讲课稿，自言系受《俄语语法表解》的启发而作（按，该书为韦光华著，时代出版社，1956-1957）。] 曾从秦凯基学习过的艾文（陈在伟）后来继承秦氏之学，历经劫难也编成一本《世界语简明语法表解》（世语社，2007），可直接供给参加网络世界语课程班的人使用。这两部表解小书都对彰显世界语语法特点做出了贡献。江苏（南京）的中学高级教师刘鸿元通过长年的译创结合和会通则成了我国世界语者中的语法骄子。他早年编过《实用世界语语法》（江苏世协筹备组，1981）；该书曾被淮南函校采用（1981年和1983年印发）。但作者对此书并不满意；他决定放弃它，转而集中精神去翻译了瑞典人温纳格伦（Bertilo Wennergren）蜚声学界的两部语法书《世界语详解语法》（Detala lernu!–Gramatiko，lernu! 2006 [江苏世协2009年印出、在第八届全国世界语大会上散发]）和《高级世界语语法手册》（Plena Manlibro de Esperanta Gramatiko，2008 [汉译电子版，2011]）；最后又译出K- W《高级世界语分析语法》（Plena Analiza Gramatiko de Esperanto, PAG/1985 [按，此书1980年交给中国印行；汉译据其新版而作、2014年制成电子书])。在这个艰苦的翻译过程中刘鸿元获得了深厚的学术积累；2016年，他开始重写一部语法书，定名为《世界语实用语法》。他保留“实用”两字只是暗示此新著与旧著有某种联系，但那也明示此新著还不是一部理论语法书；尽管如此，新著将是一部从篇幅到质量上看都可以与PAG比美之大作。

一般词汇问题的研究有魏以达“试论世界语和英语的词缀体系”（于德全之书第三辑1998、世界语学习网，及《世界语研讨会论文集[1980-2002]》）和其他同志的文章。李威伦的短文“某些合成词的特定含义”（《世界》2001/7-8）里提及的nova jaro（新的一年）和novjaro（新年=元旦）这种差别，只要提醒一下中国世界语者就能掌握；但像sakstrato（死胡同，直译是‘袋子街’），它从哪儿来就不大清楚了（英语说 blind alley ‘盲巷’），要学会它很麻烦。这样的词有其构成的理据；但到底何时该照哪个语言仿造，谁也说不准！[*谨按：合成构词能否类推是值得注意的。中国人爱说“新郎/新娘”，世界语能说nova edzo/edzino吗？英语可说the new couple ‘这对新婚夫妇’，但想把新娘说成the new wife就要小心了。世界语把新娘说成novedzino按理当能通得过，因为它可以作特指理解而与另一个泛指的词形nova edzino ‘新妻’（不是‘故妻’）相区别。但它是否适用还要看它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反应如何。] 王崇芳在世界语学习网上发表“试论世界语惯用语”、“论词的搭配”二文，介绍了不少地道搭配和惯用语；他认为掌握地道搭配可以避免中式世界语，又强调惯用语是世界语语汇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惯用语句其实是句法和词汇纠缠在一起的，很多都深受特定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费德勒那搜罗繁富的《世界语惯用语句集》（Fiedler,2002）所收的balai ion sub la tapiŝon（掩盖、无视、搁置某事，直译是‘把某物扫到地毯底下’），同英语的sweep something under the carpet是一样的表达法（这个英语说法不易为外人理解，而且sweep… under也可能被误会成 ‘在地毯下扫’ ；世界语因为tapiŝon带着表示动作方向的格词尾-n，语法上不至于误解）；但该惯用语句中国人理解起来总会觉得费劲。[*中国也有李士俊编的《汉世中华成语熟语集》，2014年由外文社出版。] 各民族语言的特色表达法纷繁复杂；这样的东西一多，世界语的易学性就大打折扣了。

在《世界语学习》网上，有王崇芳写的“有必要引进 daĵeno（大人）这个新词吗？” 和魏以达写的“此风不可长”（魏文原载《世界》1998/3-4）。二文分别批评《聊斋》两位译者引进新词和改变旧词的语法形式（按：胡国柱所译《聊斋》苦心别裁、很有成绩，但转性词多）。批评意见原则上能成立。此外，我认为：很多中国同志迫不及待推出vejĉio（围棋）去取代来自日语而已经在世界语中流行的goo；那完全是虚荣庸扰、自找麻烦、多此一举。他们不知goo源于古汉语的“棋”字，不是日本人生造的；何况vejĉio里模仿的现代汉语破擦音对外人而言并非好东西！[*日本于围棋之普及、竞赛组织和规则乃至外传都超过了中国，奈何？关键问题是要反效“学生”而出新。梅，旧译pruno；那实为李。新的词典已订正为umeo；此虽为日语词形，而实来自古汉语（我还主张把英语久误的plum也改为umeo）。我在广东世协《绿穗》（1990/1）上的诗弃krizantemo而造kikuo（菊），它是日语词形而实质仍为汉语词（粤音[kuk]）；再者，krizantemo現已不再指菊科而指茼蒿科了。似此若不注意就会导致歧义或误解。] 但王氏一面说现在世界语词的数量已经猛涨到超过人的记忆力之程度，一面又似乎毫无保留地大批接受西方的惯用语句，总嫌小有矛盾—因为那些惯用语句也要逐个死记。他的《汉语世界语大词典》是里程碑式的成果。书里把新词单独做成附录，也算是谨慎的事。但既然尼［姑］已经翻成bonzino ‘女僧’，为什么优婆夷即女居士却翻成upasiko而不按居士（upasako）类推去造一个upasakino ‘女优婆塞’？我们不是抓住一点就来批评编者；这实在是谁也解决不了的大问题—虽然upasakino是梵语中不存在的词形，不见得能讨好；然而如果upasiko要单独立条进入世界语词库，那么梵语的许多词就都要跟着涌进来了！

至于在构词或语法上突破旧规，若是极个别词而又不无依据，原也差可容忍；比如径以dank作介词（‘由于’），或能成功：它所从出的德语本有此先例。（李士俊曾为far代替fare de公开做过辩护，见Printempa Kampo，II/6，1995。）但魏氏提出：不能 “采用突进和釜底抽薪的办法” 来改造世界语；他还有鼎力一文 “Uzada Kutimo kaj Evoluado de Lingvo” 坚决反对这种改造。

2.1.2 理论性研究

1979年，张丹忱、唐长荫在《语言学动态》（第3期）译载“语言计划的五个方面”（M. Nahir著，原载《语言问题和语言规划》IPLP, 1978/2），把外国学者关于语言规划的学术思想和成果引进中国。常宝儒也发表“国际辅助语类型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语言学动态》第1期）；该文说明国际辅助语研究有两条路线：社会语言学路线和符号学路线，后者包括类型学研究。与此同时周流溪译出威尔斯Lingvistikaj Aspektoj de Esperanto一书并写了跋语（1980年先油印流通，名《世界语的语言学概观》；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世界语学概论》）。此跋在国内首次系统论述国际语学（语际语言学），明确指出其整体范围：它和语言计划及克里奥耳语言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的几个活跃部门（该文的改写版本“国际辅助语和国际语学”1987年在《世界》杂志连载）。1980年，张丹忱在湖北世协学术讨论会上作了“语际语言学和世界语学”的报告（后发表于《世界》1983/4，文中提及‘语言规划学’一词）；接着周力发表“国际语学和世界语学”（《世界》1983/1）。《外国语》杂志1988年刊发一组文章论述世界语；其中第3期有张丹忱的“世界语的类型学特征”这种理论著述。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一些世界语学者有几篇文章收录在于德全编辑的两套论文集里。90年代以来，刘海涛发表一系列富有新意的国际语学文章（如“国际语学和计划语言”，《现代外语》1995/1；“计划语言和语言规划关系初探”，《外国语》1996/5），还建起网站，使中国的国际语学研究与全世界紧密接轨。1994年张丹忱发表“语际语言学在中国”（载于云南世协《未来》第2期）。1998年刘海涛发表综述文章“中国的国际语学研究”（LPLP，22［他本人也是该刊的编委］）。1999年周流溪撰写了《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侯志平主编）书中“世界语学和国际语学研究”一章的主体部分，也把至90年代末国内在该领域之研究做了总结。[*刘海涛在1998年已写成《国际语学导论》一书的初稿，然而此书未获得出版机会。2009年日本京都世界语思想社出版了木村护郎、渡边克义主编的《媒介言语学读本》，它重点介绍了具有国际语作用的民族语言和规划性语言，探讨其中涉及的社会学问题。]

2002年，周流溪在北京市语言学会的前沿论坛讲了“新世纪的国际语学”。2015年北京市语言学会出版《历届语言学前言论坛精选文集》；这个讲演经过订补（加注）收录于此书，这是向学界展示吾语和世界语学的一个机会。由于该书的学术分量较重、影响较大，此文（长达33页）当不会受到读者的忽略。在此文、以及在其后撰写的“世界语的语风”一文（提交给湖北世协2016年学术研讨会），我都非常重视宣传“世界语的精神”。何为世界语的精神？这点柴门霍夫阐述过，基本上就是世界语的国际性和得体性；他着重指出过其语风（stilo，俗称语体，又不恰当地常称‘文体’）方面：世界语者不可使自己的世界语带有本族语腔调。这“腔调”主要指一些习惯表达法，但语法和构词也不应例外；而语法中隐藏的共性问题或争议，则尤其多。然而一谈共性，就有在哪个范围内谈或采取哪种标准来看的问题。因为世界语是走后天的模仿型（归纳型）路线而创造成功的规划性语言（走先天的演绎型路线设计的方案已全部失败！），它只能主要从印欧语言里提取词根。印欧语言在几千年尤其是近数百年的扩散中已经广泛分布于地球各地，谁要创造[模仿型]国际语都不能无视这一既成事实。但是从理论上说，印欧语言的词汇就表現了世界语的国际性吗？庇隆在“世界语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语言”一文中认为：由于柴门霍夫的天才眼光，世界语中已经含有不少黏合语甚至孤立语（按，当称“离合语”）的因素；所以，亦可在一定程度上说它具有亚洲语言的禀赋。我看，话也只能说到这个分寸了。再进一步，想大大增加亚洲语言的成分，就会陷入谬误而脱离世界语之基础，那将危及其生命。

所以，各国世界语者（尤其是中国世界语者）务必认真领会和掌握世界语的语言体系之精髓。周流溪二十多年前曾在《世界》杂志发表系列文章阐述“世界语语法的基本问题”，就是意在自省并帮助身旁的同志认清这一点。这是一个长期的学习任务。系列文章没有写完，但还在继续写，因为正如作者一开头所提及的：我们必须在所谓世界语语法“只有简单的十六条规则”和瓦伦铿那近600页厚的大语法书之间认真讨个说法。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二者之间上下折衷而融会贯通，那么对世界语的掌握和使用就始终会有闪失之虞。[*这些意见，大体见于周流溪在2004年前沿论坛的报告“东方人如何利用世界语的语法特性”（学术前沿论丛《和谐社会—公共性与公共治理》，2005）、“语言的结构体系与世界语学习问题”（2013年论坛报告）。其“中国人的世界语之特点”（2011年论坛报告）提出我们不要受汉语句法的影响而生偏误，但仍应能有所创造。关于学习问题，可参看永田博和科尔塞蒂合写的“母语影响世界语学习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一文（EES.3, 2005）。]

就世界语而言，它当然还要不断发展和完善。 无论语法方面还是词汇方面都是如此。[*《世界语基础文选》里的初期著作本应是典范；但也有些用法需要改变（重版的编者注里都有提示）。然而这种某个词句的改良与从根本上动摇语言基础的所谓改革不是一回事。2007年有人在网上发文“发展性数格，完善世界语”，竟主张世界语应增加一个与格，增加性的范畴，并把原有的数格协调扩展到这些格数性的全面协调；又须改变和增加动词的屈折形态。这种美其名的“完善”是妄说，是倒行逆施，万不可行！] 张丹忱“世界语的类型学特征”（《外国语》1988/3）指出：柴门霍夫为说不同语言的民族创造共同的第二语言时全面地考虑了这种语言的要求和应具有的特点，已经做了最佳的选择：世界语虽然主要建立在印欧语言的基础上，但它不是熔合型屈折语而也包含黏合语和孤立语的因素。他的客观选择对了，岂能改变! ——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发展最快的部分，也是争议较多的部分。中国同志在词汇方面的认真研究，高屋建瓴的论文有张闳凡的“世界语中两种不同的国际性”（《北京市世界语协会一九八二年年会学术论文》）；它指出：世界语单词的国际性主要在于词根；初创时期的基本词符合世界语之基础。但后来西方人在引进“外来语”时却越来越习惯于随手把一个词连词根带词缀整个搬进吾语（比如把 ‘主任’ 说成direktoro，还有administratoro ‘理事’、administracio ‘理事会’， 尤其是把  ‘帝国主义’ 说成 imperialismo），这种所谓“国际性”是一种自然主义倾向，违反了吾语的逻辑性；那罔顾东方人的接受性，也不妥当；引进这样的词缀玷污了吾语的语义明确性，是引进了混乱，对世界语运动具有破坏性！我们要牢记过去那些企图取代世界语的自然主义方案之流弊，要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使吾语能健全发展。[*周按：PIV 收了direktoro 一词；但在说明主编之一所承担那部分工作时却称他为direktanto ‘主任’，这里还是带了个好头吧。反观卡贝的小词典没有administratoro而只有administranto，也算不错。岂料它已设立administracio一词了，其释义为administrantaro；那么administracio就明摆是多余的字词，可见欧洲人的固习由来已久！]

刘镇庆的论文“对世界语基本词汇来源的探索”（江苏世协1983年文集）、“论与数词有关的四个争论问题”（同上1987年文集）

近来，学者们运用新的手段如语料库语言学来对世界语语法作更客观的考察；比如C. Gledhill所著《世界语语法：基于数据库的描写》（Lincom Europa，1998/2000）就如实揭示了不少超越“十六条规则”的现象。刘海涛的书评“从文本中诞生的语法”（EES.2，2001），肯定了这种科学描写能深入反映世界语的结构和自然演化。其实在Gledhill之前，李维写过一篇“世界语的语言特点”（英文，载Serta Gratulatoria in Honorem Juan Régulo, Vol. IV. Universidad de La Laguna，1991），从现代技术学角度对语法进行观察。刘海涛的论文“[柴氏]《本质与未来》的计量分析”（2010学术前沿论丛《科学发展：世界城市与人文北京》下卷；英文本载LPLP，2011/1）也科学论证了世界语在结构上（词频分布、词长、依存关系、语序等）是正常的人类语言。但传统的描写语法仍为大众所需：近年有B.Wennergren所著Plena Manlibro de Esperanta Gramatiko（世界语语法大全手册，2005），厚达696页！国外世界语者中不乏语法家，如Balázs Wacha（谢达海依的高足）及“纠错学”家R. Moerbeek（有文连载于国际世界语教师协会会刊IPR 2013）。即使词汇研究也可采用新的手段；如寇特尼编写的四语言对照《学习和就业主题词典》（2002）等书。

对超越“十六条”的事，固然要严肃对待；但即便没有超越那“十六条”而却未曾被“十六条”细加规定之处也不少，同样要认真研究。德国出版的《世界语语法：学习和参考本》（Dirk Willkommen，2001: Esperanto-Grammatik. Eine Lerner- und Referenzgrammatik）；全书共130多页（IntI，41有其目录）。一般而论，对于欧洲人来说世界语的语法规则很多都已经是默认的事了；德国人学、用世界语竟也还需要这么全面复杂的语法书吗？可见德国人也会出偏差。我们不能老说世界语的语法很简单。应该说，它是很规则的。尽管如此，连德国人都还要认真对待之；中国人学、用世界语应当小心注意的地方那就太多了，否则真会动辄犯错。

2.1.3 与计划语言纠缠的研究

国际语方案至今还不时出现（网上见有百十个方案；有闹着玩的，且不论），我们也还要做比较研究。白朗克“从方案到语言”一文（应用语言学杂志《界面》Interface, 15.1 [2000]），用14个标准来衡量各种方案（包括沃拉普克语、依多语、中介语、欧西语和1981年的Glosa方案)，辨认出从最原始的手稿方案到最为发展并已起变化的语言之间的28个层次！作者以此很有说服力地表明世界语是相对成功的规划性语言。刘鸿元有“原始世界语”一文（见2009年江苏《文集》），展示和分析了柴氏创造世界语的过程，说明1887年公布的（亦即我们现在使用的）方案是个好方案。谨按：创造国际辅助语（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代100多年前就结束了！但2000年前后有人还梦想创造新的语言；另有几种改革世界语的方案。2002年出现的“大同语”（Mondlango，Ulango），就批评世界语并大加改革（它实以世界语和英语为基础，语法上也采纳了一些英语和汉语的简化因素）。这遭到了质疑；因为它对世界语的很多批评都不能成立。[*参见网站《世界语学习•世界语学研究》李士俊文“大同语一瞥”（别处网上有何亚福的答辩）、武元真文“还是柴门霍夫的世界语好”。还有温晋根“国际语能改进吗？”一文。在新方案中刘海涛肯定过Glosa（1993, 并与外国人合编过入门书），又评论过国人创造的Kodo语（Journal of Planned Languages, 16^th edition, 1992）和一个“无语法”的KOD方案（IPI，2006/2）。他认为中介语（interlingua）还是能较好体现国际语的创制原则，但自然性太强。]

刘海涛的论文“混合语和规划语哪个语法更简单？”（《世界语学•世界语研究》EES. 2 [2001]）、“鄙准语、混合语和规划语——特殊条件下的语言发展”（Interface, 15.2 [2001]），便将比较延伸到世界语同鄙准语和混合语（后类可涵盖前类）之间。[按，这种研究也关乎世界语身份和命运的定位，本身就是社会语言学的正规研究，故不能轻视之。] 他以具体的事实和仔细的分析从社会学和语言学角度论证这些语言间的异同和演化途径。[*臼井裕之也关注此问题。数年前他到新几内亚（1980年西德《国际语学资讯服务》说那里有700种语言）旅行，实地亲身考察了当地的鄙准语Tok Pisin。在2014年北京世协一次活动中他介绍了该语言（及其和世界语的异同）。近年韩国人推出Unish语，2001年网上又传出Toki pona语，都主动吸收了鄙准语一些表面的优点。日本学者还应用国际语学的理论观点去研究日本过去在殖民地、占领地实施语言霸权的经验教训。这说明国际语学像一般社会语言学那样，是有用的学术思想或工具。参见臼井的Interlinguistics and Esperanto studies in the social context of modern Japan (LPLP 32:2, 2008)。] 刘海涛主张在研究这些不同语言的学者之间开展合作交流。（差不多100年前舒哈特就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可说是混合语学之父，同时也关注国际语学；我们应顺着他开创的道路前进。）但某些混合语学者夸言：混合语是自然语言，应胜于世界语这样的规划性国际辅助语。刘海涛说：如果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比一条自然河流能给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规划语为什么就不能比自然语言更优越？（此乃一妙喻。）

叶斯柏森早就指出：“反对国际构拟语言的人经常持有一个论点，即国际语绝对不如自然语言那样完善。我承认，这种观点有几分道理。我们的国际语不像英语那么丰富，不像法语那么典雅，不像德语那么有力，不像意大利语那么优美，不像俄语那么精致；它也不像母语那样带家常味。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人们所赞赏的民族语言的那些优点只有本民族的人使用时才体现出来。国际语完全可能比法国人讲的英语更丰富、比丹麦人讲的法语更典雅、比一些意大利人讲的德语更有力、比英国人讲的意大利语更优美、比德国人讲的俄语更精致，也比俄国人讲的丹麦语更带家常味。国际语是一种辅助语言；我们只能公正地把它与外国人使用的自然语言来相比。因此，国际语者们也就不必为自己的语言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而抬不起头。”（见其《一个新国际语•导言》，1928。）[*肖平在《世界语学习•世界语文论》的网文“语言学家谈世界语”曾引用了这段话，为世界语辩护。]

其实世界语“十六条”已经为语言的群众使用预留了必要的空间：第15条规定可以从民族语言引进外语词（国际词）。世界语词汇不断扩大，为传达文化内容尤一发而不可止：像sweep的惯用语句可以用，有些中国人也觉得可以引进“元宵”之类字眼……；那样一来世界语就根本无须担心还会有什么不足和不自然之处，它简直要什么有什么、想多么细致优美就有多么细致优美了。然而并非所有使用世界语的人都能随时随地从心所欲表达自己而又能令人立即轻松愉快地理解；作为国际语，世界语一开始就考虑到表达和理解的困难，它要优先体现简便好用的原则。这条底线却不能打破。

总之，国际语学（以及世界语学）必须首先从社会学[和政策制订]、以及更具体的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和论证。同时也要从语言学的各个方面继续深入探讨。此外，也要从教育学、文化学、文学以及其他更专业的角度（比如心理学、信息学和统计学等）进行验证。所有这些，在新世纪里都已经出现好的势头。在这方面，各地的世协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而湖北世协和北京世协尤为突出。湖北世协在1990年代的学术研讨会论文即已进入知网；其后还有2016年、2019年研讨会的论文。北京世协则借助北京市社科联和北京师大合办的学术前沿论坛，有不少专门报告由北京师大出版社以论坛文丛出版而为社会所知。

2.2 对科学语言的研究

2.2.1 一般研究

初期中国世界语者里就有科技专家。留学法国的华南圭早在1909年就创办了《科学文学中国语世界语杂志》，其中科学内容很多。1930年春，卢剑波（文史学家！）就通过左派世界语组织SAT的世译本把俄国科学家斐尔斯曼所著《宇宙化学》一书转译为中文，部分先发表于报刊，后又发表在《科学月刊》（1930, 2/9；1931, 3/1）。他还翻译了另一部书《新物理学底世界相》（刊出未详）。1948年，周尧、路进生创办天则昆虫研究所并出版《中国昆虫》杂志及其副刊《昆虫通讯》，两种刊物中都使用世界语作国际交流。1951年周、路等19位农学家、教授联名发表《致世界进步科学家》的公开信，提倡科学家用世界语写论文，充分利用世界语使科学真正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1979年周、路在西北农学院创办和主编国际性的《昆虫分类学报》，世界语被列为论文和提要的语言之一。赵英文编辑的《地学》(Al Geografio)，1982年12月创刊，全文为世界语，共油印了16期而停刊；作者曾著文提出“世界语应成为国际地名标准化语言文字”。1985年周尧又主办《动物世界》，也用世界语写提要；1986年他出版了世汉对照的专著《中国向昆虫世界进军》。李克希（国际世界语者科学学会成员、中国代表）编译了世、汉、英三语对照《昆虫形态图解》（1987）[及《人体解剖学名词》（1989）等]，还提出拉丁语术语向世界语术语的新转换法。植物学家曾定之主编了《常见花卉名册》（拉、英、世、汉，1986）；张启泰（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工程师）发表文章“‘植物王国’中的珍、稀、危植物现状及保护”（见世界语民族艺术学会筹备会的资料《宇宙》7-10期，1988）。伊帆、东阳编选注释了《世界语科技文选》（1985）；金海根、戴立明编译了《科技世界语初阶》（1985）。顺及：夏邦新曾提出，我们大家都应该关心如何编出世界语版的《中国百科全书》（《新希望》第一辑，1980）。邵融率先编写了《世界语科技课本》（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简明科技世汉词典》（梁梓明主编，1986）、《汉语世界语科技词典》（张金栋主编，1988）也出版了。江苏世协樊会元“中国的科技世界语运动”（江苏世协《世界语百年大庆纪念文集》，1987）。邵融于1991年向大连理工大学申请科研立项进行世界语术语学研究，并编印了小刊《术语通讯》（Printempa Kampo）。他与张晓霞合写一文“爱斯语（‘世界语’）术语学基本特点和命名原则与方法的探讨”1996年分三期连刊于《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顾建华主编了《汉、世、英、法中医术语词典》（1997）。李森主编的《汉语世界语英语铁路词汇》（1999）收录14000多个术语。侯志平在其主编的《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第五章（前三节，已上网）对21世纪前夕国内外科技界应用世界语的情况作了全面总结。他着重提到中国科学院科技世界语者协会及其会刊《世界科学技术》多年来的成绩（协会多次组织国际会议，刊物获奖）。21世纪科学更加发展，世界语者应把这方面的事情尽快做好。所以，新世纪世界语在专业领域的应用和研究是很紧迫的工作。世界语想真正进入各专业领域，首先需要有一大批使用它的专业人员，还要有专家制定各专业的标准术语体系。显然，这两条做起来都不容易，还有待长期努力经营。

生物学、医学、数学、天文学

王崇芳在世界语学习网上列举其《汉世大词典》中的约500个医学术语；这些术语的汉语名称一般人都不大理解也不能都记住，遑论世界语名称！只此一斑，已见词典编者劳苦功高。谈及：《世界语汉语词典》在“frakcio”词条内列举了几个关于分数的例词：
ĉenfrakcio 循环连分数／ordinara frakcio 真分数／nenorma frakcio 假分数／miksa frakcio（同frakcia nombro） 带分数。
我在编写《汉语世界语大词典》时对照《世界语插图大词典》（PIV）“frakcio”词条中所举的几个数学术语进行分析比较后，发现《世界语汉语词典》中所举的分数术语中有几个错误：

“真分数”应为 normala frakcio （而不是 ordinara frakcio）;
“假分数”应为 nenormala frakcio （而不是 nenorma frakcio）；
ĉenfrakcio 应译为“连分数”而不能译为“循环连分数”；
“带分数”仍为 miksa frakcio 或 frakcia nombro。

最后补充两个分数术语：

senfina perioda frakcio  循环连分数
duobla [kompleksa] frakcio  繁分数

[*说到数词，鄙人认为吾语在涉及科学表述方面有一个小缺点：百万这个数竟然没有一个数词，而用名词（可谓自乱其例）；在当代我们经常需要面对巨数的情况下这毕竟太不方便。所以我提议引进国际性词缀来创造两个新的数词， 即用meg表示百万，用gig来表示十亿。我还在翻译中试用过把具有国际性的名词miliardo(万)改造为单音节数词mird，又按印度英语词crore造一个kror（千万）。中国古代为十万设立一个数词“亿”、为百万设立一个“兆”，实乃聪明之法。每进一位就设立一个数词，从现代西方人的眼光看来是多此一举；实则西方语言的雅语也未摒绝“万”这个概念。而从东方人的眼光看来，跳过几级都不设立单位而靠临时心算更令人拙于应付！]

但世界语在术语标准化中其实并非总是被动的角色，它也应该能发挥一定的主动促进作用。术语学的创始者(奥地利人维斯特E.Wüster)及其奠基作的译者(苏联人德雷仁E. K. Drezen)都是世界语者，后继的世界语者中也有人对术语学作出了贡献。刘海涛“从计划语言研究看术语标准化问题”（《术语标准化和信息技术》1996/2-4期连载）、郑伯承与姜铁诚“以世界语为中介实现术语标准化”（同前刊，2004/2）及郑伯承“世界语与术语工作”（学术前沿论丛《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下卷，2008）等文都表述过世界语可以发挥主动积极作用的观点。周流溪“入世”后自然关注术语学，在确定各学科（不限于世界语学）的一些术语时曾受到世界语术语学精神的启发。

在言语自动加工等新领域，世界语也能发挥这种作用。刘海涛曾发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媒介语问题”(《情报科学》1993/2），论证世界语适合作为机器翻译的媒介语言。其“国际语学的信息学方面”一文（见F & L，2001）证明世界语的词频、句法和语义都适合计算处理，应能对计算语言学做出贡献；但业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比如20世纪晚期乔毅设想过一个汉语世界语翻译系统（Maŝintraduko kun la ILo kiel la interlingvo: Enkonduko al la CHIL traduksistemo，见IntI，1998/2报道），还属初步尝试。

三、对文学语言的研究

国际语学和世界语学不能只是纯粹的语言学或技术科学，也应与人文科学挂钩；故其中应包括文学和文化学。当然，研究应着重于文学与文化中同语言相关的方面。首先必须指出：世界语是国际语的代表，而它已初步形成一种国际文化；其表现是一个住处分散然而理想一致互相联系的语言社群及其积极的国际性活动、一种从翻译和移植各民族语作品而汇合成的国际性文化基础（这些世界语作品具备共同的语言）、一定数量的独立的世界语原创作品。上文提到匈牙利一个简要的科技参考文献目录已收入4000多种著作。这当然不能算很多，但也是前进的基础或起点；其实此外的著作不少，而且与日俱增。而就文学作品而言，情况更是不同：书籍已有15000多种。到21世纪之初，各类世界语书籍全部加起来已有25000种左右（英国世界语协会图书馆收藏的世界语图书即已超过2万册），真是多到读不完的地步了。一个语言群体能有来自母语之外的这样一个库藏，并不容易。（试想一下：比如全世界懂英语的人群不但没有译自马来语因而代表其文化的25000种书可读，而且也许还没有从汉语译出的25000种书可读。）

世界语的原创文学和翻译文学同语言本身一道诞生，它已成为世界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柴门霍夫高度重视翻译，认为它能丰富语言并有助于其进化。柴门霍夫懂得十多种语言，文学翻译家格拉波夫斯基和卡贝更各通晓30种语言；可以想象：单是这一优势就将无形中赋予其翻译和创作以一定程度的国际性。事实上，格拉波夫斯基的《各国诗歌选》就译自30种语言；他也有原创诗作。他翻译了波兰大诗人密茨凯维支的长诗《塔杜须先生》；卡贝翻译了波兰作家普鲁士的长篇小说《法老王》(已由邹国相同志转译为近700页的中文版《法老》，2009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印行)。柴门霍夫翻译了《安徒生童话》和旧约《圣经》。由于柴门霍夫本身懂希伯来语，又在青少年时代就掌握希腊语，这保证了其《圣经》译文的高质量。在第一代作家之后又有第二代作家（以匈牙利巴基和卡洛柴为代表）、第三代作家（以英国诗人奥尔德和布尔顿为代表［有V. Benczik 编的二人祝寿文集，1999］）。卡洛柴也有译自30种语言的诗集，他还与瓦伦铿合编《诗艺指南》（1932）。巴基的《牺牲者》和《在血地上》使世界语有了经得起考验的原创长篇小说。奥尔德还撰有《世界语原创文学导论》（1979）。世界语原创文坛上各国的老将新手，表现各种题材，运用各种手法，形成不同风格和流派而构成了一种合力。世界语120年来积累的文学原创作品之多已经需要一部专业的小百科全书才能全面展示了（G. Sutton编《1887-2007世界语原创文学百科全书简编》[2008]里有很丰富的资料）。 翻译也不断出现新译和重译，质量越来越高。翻译和创作又相辅相成。  梁家枢翻译的《世界语情感表达法》[此乃普利瓦的语法修辞之作]（《世界语学习》编辑部，1984）

世界语文学使世界语文化成分不断积累，该文化的存在无庸置疑、不可否认。世界语能表达人类的任何思想感情。与第三代文学（不仅是诗歌小说）呼应，有其他现代媒体的文艺创作。（如瑞典的音乐组合Persone用世界语演唱流行曲。美国电影《挣扎》［1964］和恐怖片《噩梦》［1966］都使用世界语。中日合拍的《望乡之星》［1980］表現绿川英子时多有世界语对话。中国电视教学片《希望》［1987］里除世界语教学语言外也包含有趣的生活内容。）在专业领域包括科学技术领域，世界语亦能表达任何精确的概念；因而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世界语也都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化。

中国有政府广播电视部门主办的世界语广播及外文局出版的世界语杂志；出版了400多种书籍。中国古今文学、文化有大批作品译成世界语，包括古典小说四大名著（谢玉明译的《红楼梦》，李士俊译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与国际接轨的两大卷現代文学作品《中国文选》(1919-1949, 1949-1979)。又有王崇芳译《骆驼祥子》（1988）、《论语》（1996）、《道德经》（2007,2011）、《庄子》等，谢玉明译《虎符》(1985)，李士俊译《屈原》(1987)、《寒夜》（1990）、《子夜》（2010）、《四世同堂》（2011），刘铃译《茶馆》（2011）、魏以达译《家》（1999）、《围城》(2018)、《宋词300首》（2019）等。其他各种正式半正式的世界语出版物约300种。李仁芝、卢纪新在香港的世语社筹划出版了好几批书。很多学者也从多个角度总结了世界语翻译的正反经验教训。[*从方善境之《学译手记》（武汉、广州，1997）、李士俊之“中国古典文学的世界语翻译”（《科学发展：世界城市与人文北京》下卷，2010）、卢纪新之《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世语社，2002）、胡国柱的“执著译聊斋”（世界语学习网·世运人物志，1994）等可见一斑。不过，还有非技术性的经验值得探究：为世界语奋斗一生的李奈西在九十高龄时竟还要自己出钱在朋友的帮忙下才出版了其所译之《勇敢的约翰》！]

世界语原创作家以诗人为多，徐声越、苏阿芒（懂外语逾20种）、徐道荣、卢纪新、毛自赋（自富）是能走出国门的诗人之代表（徐道荣和毛自赋各在1979年和1996年获得文学竞赛奖）；叶君健写过小说、巴金写过短剧。他们的作品直接丰富了世界语文学，也就丰富了世界语文化。反过来看，世界语文学对巴金、叶君健、王鲁彦等人的汉语创作之助，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和融合（先体现于个人身上）。这种隐形文化交流和融合对培育世界语文化也有作用。 [*许善述编《巴金与世界语》（世语社，1995）、于德全“巴金与世界语”（《通化师院学报》1996/3）、萧雪灵“世界语对巴金创作的影响”（2012年学术前沿论丛）、石成泰“Esperanto en Bakin”(Esperanto 1994年10-11月连载)从多角度研究巴金。孙源的硕士论文《论叶君健的多语创作》（2004），叶念先“叶君健与世界语”探讨叶君健带来的启迪。又：周流溪也论及王鲁彦的创作受其世界语文学翻译之影响（2004年北仑市王鲁彦作品研讨会上的报告）。] 胡国柱等创办的诗刊Penseo（三色堇，1990- ），享有世界声誉，现有网络版；石成泰、魏以达先后任主编，陈在维(在伟)、毛自赋和广东世协、湖北世协经办者也做了有益的工作。胡国柱是诗人，也有“评毛自赋”、“异彩纷呈去来今”（序成泰《绿心独白》）、“百花园中再增妍”等诗文评。他受日本人作世界语俳句的激发，首倡创作中国词牌的世界语诗（今称ĉinesko， 译名“中国风[世界语]诗”或“汉风[世界语]诗”）。他在70年代私下试验过；在其书《世界语诗歌格律》（1983年黄石市世协印行）中已介绍《忆江南》；后来也发表过其他词作（Preludo 24[1989.11]、《世界》1990/5）。杨海春、卢纪新在80年代中期首先响应。外国有大诗人奥尔德称誉此举，也有一些追随者。所以尽管有人反对或漠视，不少同志还是充满热情去创作，甚至越出短调而写中调和长调，以及使用“套数”（一篇杂用多调）。其中最成功的要数魏以达和卢纪新。[*魏以达有《伊索寓言》中国风全套改写522首，用词牌55种！卢纪新在1986-1987年率先引进了11个新词牌。他不但用汉语词牌创作（有诗集Invit’ al Ĉinesko[1991年写成，1995年在荷兰出版]），而且推出了毛南语诗式（有论文Inviton al Maonanesko）；其诗论集里也尝试了古诗的中国风翻译。又，在第七届全国世界语大会（2007）的学术研讨会上胡国柱和魏以达都有论文明确阐述ĉinesko问题。不过，2019年魏以达在其《世译宋词300首》里并未采用中国风译法，实因该法会束缚手脚。] 石成泰能诗又能文，著述多而快（1994年创作了中国词牌的艳体诗集《花蕾盛开》）。毫无疑问，中国风诗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是一个创举。但体裁格律太严，毕竟有其局限。汉语之无史诗，固有社会原因；而人们安于格律精严的抒情短篇而且往往一韵到底，则在技术上就无法把诗写长。若求之太过，还会因律害意。[*修辞亦然。T. Dahlenburg《世界语修辞格词典》曾收辞格149个，再版（2006）所收多至174个。修辞学之衰微，乃因其繁琐。这些辞格可供参考；然不可迷信，更不可滥用。] 若想做宏大叙事，此路不可能宽广。我们赞成ĉinesko，也乐于适时作之；但对其“入世”的成效不能期望过高。窃谓若能确立短、中调共不超过10个词牌，并让外国人也能熟练运用，就可算达到目标了。

如何看待文学在世界语[运动]中的作用，还须深入讨论。汤金（2000）论“文学语言在世界语中的角色”（Interface, 15.1）说：柴门霍夫用文学丰富了世界语的潜在表达力，并发展了日常语言所需要的表达法。早期的文学大体满足于向人们展示世界语之可用；柴氏强调世界语之成功在人们认可其社群的发展。但后来世界语文学却成为语言扩张的强大力量；新词的引进现象很突出（这可说是无形的改革），甚至表现了要求承认一种独特分立的文学语言之态势（《诗艺指南》之出可算是个标志）。然而在卡洛柴之前，米哈尔斯基新造的东西实比卡氏更多；卡氏后的奥尔德也比卡氏更甚。故卡氏已不算很极端；何况诗人们新创的一些用法也渐渐进入日常口语。就小说而言，近20年原创作品的数量已占百年来作品的一半（小说的语言比诗歌语言较接近口语）。诗人作家的语言和大众语言之差距不会越来越大。而且如今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口语显示出时尚的重要性，加上平等思潮的影响，文学语言的权威作用已渐减弱。因此对文学语言不妨重其优点而略其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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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燥的理论叙述已经太长。现在换个口味，就具体作品与大家分享个人体会并作切磋。请看汉风诗调笑令：

Beleco de Ĉinesko                 

Kanti, kanti—
brile diamanti,
plene de animo
per ĉineska rimo.
Miro, miro:
ĉanto en sopiro.

汉风诗之美

歌唱，歌唱——
璀璨晶莹浏亮。
小词尽蕴灵思，
中华神韵妙奇。
奇妙，奇妙：
希望满怀吟啸。

世界语汉风诗本质上是世界语学和汉学交相影响下的产物，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我参与了汉风诗活动，从中总结提炼出一套仿诗式译法；我以较严的节律尽力传达汉诗特色，近年在毛泽东诗词和经典韵文翻译上花了很多精力来践行并逐步改进。具体探讨的实践过程和逐渐完善的操作规则见于我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探索毛泽东诗词翻译的汉英合璧新路” (《当代外语研究》2016年第4期，修订版转载于暨南大学《外语论丛》2017年第1期)、《毛泽东词的汉英合璧新译”(《当代外语研究》2017年第5期)、“译诗新路：仿诗式译法”(《外语与翻译》2018年第1期)、“让世界真切感知中国传统韵文的格调——仿诗式译法之探索”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还有Trapasado Sur la Kruta Vojo — Mirinda Sukceso kaj Esplorindaĵo de Ĉinesko（Penseo，300 [Oktobro 2016]）及其订补中文版“中国风世界语诗的出奇成功和有待探讨的问题”（德国哈慈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学术期刊《翻译与比较》2019年春季号）。现在只看如何翻译毛词最短的十六字令(汉语、英语、世界语音节数1:1对应)：

山
——十六字令（三首）

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
离天三尺三！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
万马战犹酣。

山！
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
赖以拄其间。

Mounts（Three poems）
— To the melody of Shiliuziling

Mount!
Whip I the steed, saddle-bound.
Back looking
— Three feet t’ sky. Astound!

Mounts
Range as th’ sea’s tumbling pounds
’N fight-hurtling
Steeds myriad in rounds.

Mount!
Th’ edge, punct’ring th’ blue, is still sound.
Sky’d topple,
Save th’ prop on the ground.

—————–

Montoj
— 16-sinograme (esperante)

Mont’!
Fluge rajdas mi per spron’.
Renvide
— je lazur’ frapont’!

Mont’
ĉe mont’ kvazaŭ ond’ ĉe ond’,
k mil ekvoj
kurus en lukt-front’.

Mont’
tra l’ ĉielo ĉe renkont’.
Ĝi falus
sen vi la kolon’.

（请读者诸君比较一下看看：《山词》世译是否毫不逊色于英译？）

我已将毛泽东诗词（正编）全部用仿诗式译法翻为英文并正式发表。而其世译部分也在进行中，将同样登载于前述的德国哈慈期刊（2019年秋季号）。

对古典诗词的译例，可见于下面李煜的词 (汉语、世界语音节数1:1对应，调式6a|3a|9a||3b\3b\3a|9a|. 注意3b\3b\那里须用插入韵)：

[离愁]

—— 调寄相见欢(一名乌夜啼)

无言独上西楼,
月如钩。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 理还乱,
是离愁。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Nostalgio

— Laŭarie Xiangjianhuan

Surturen mute un’.
L’ arka lun’.
Sola l’ omok’ en kort’ sub aŭtun’.

Nostalgi’, en seri’:
la kor’ nun
sentas, malorde, guston iun.

(我按韩语omok [古汉语‘梧木’] 造出新词omoko；它优于仅照汉语拼音写的 wutong，也比从拉丁语学名改借的陌生词形简易。)

但李煜毕竟只是个词家而非明君；他亡国后那萎靡低沉的感情，如何能与我们现在万众一心为中华民族千载复兴而奋斗的壮志豪情相比？故而在尽量在技术上传达其词作的特色之余，当我面对目前举国抗疫而迎来的大好春景，就禁不住反李煜之意而填成一首新的相见欢来歌颂并抒情：

春 景

— 调寄相见欢

满园树绿花红，
草茏葱。
冷尽清明回暖，沐春风。

繁千类，休沉醉：
境多重!
复振神州长盛、立于东。

Printempaj Scenoj

— Laŭarie Xiangjianhuan

Verd-arboj, ruĝ-floroj en l’ ĝarden’;
herbas pasament’.
Hele, varm’ revenas post frid’, en printempa vent’.

Luks’ varias, ni ne ebrias:
Pli, visajoj jen!
Ĉini’ reviglas pompe, staras en l’ orient’.

（此篇为汉-世双语版；世界语用音节1:1.5的表述，0.5音节或舍或纳 [ 1:1.5虽比上一首的1:1稍宽些，但仍属汉风诗式；此颇不易为、而竟亦成之]。境：不但指实景，还指憧憬、意境、境界。这里用visajo来表达 [该词来自梵文visaya，或可汉译为音义兼顾的“维相” ]。)

再看古希腊女诗人萨福《我有个可爱的女儿》一诗，及其汉语、世界语、英语的译文。此诗飞白已有长句汉译 (见汉译一 [收于《诗海》1989: 68-69，漓江出版社])。我的汉译(见汉译二)不能转达萨福体的格律，权且以半首摊破浣溪沙来模拟其三长句一短句的诗式（平仄未尽完美）：

ἔστι μοι κάλα πάι ς χρυσίοισιν ἀνθέμοισιν
έμφέρην ἔχοισα μόρφαν Kλέις. ἀγαπάτα,
ἀντὶ τᾶς ἔγω οὐδὲ Λυδίαν παῖσαν οὐδ’ ἐράνναν
[Λέσβoν ἀγρέην κε]

汉译一(飞白)：我有个可爱的女儿

我有个可爱的孩子，我爱的克蕾伊丝，
她全身就像花朵，有着金色的花瓣。
我决不会放弃她，去换整个吕底亚
和雷斯博斯的良田。

————————-

汉译二(周流溪)：我有爱女如花

克蕾伊丝/我爱娃，
金光容貌/美如花。
吕底亚饶/勒斯沃，
不换她！

我的世界语/英语译文完全仿照萨福体的节奏而加押韵 (世译吕底亚的注音准确符合原文读音；英语注音移动了习惯读法的重音，而另外两个字词请按英国音去读而舍弃尾音r )：三行11个音节、一行5个音节，调式7a|7a|7b/3a|。

Mi Havas Karan Filinon

Ĉe mi kara Kleis/ ’stas, filino mia:

bela floro ŝi/ ’stas, kvaz’ or’ radia.

Eĉ por Lesbos ŝin/ mi neniam lasos,

nek por Lydia [ly`dia] !

————————-

I Have a Dear Daughter

I’ve the pretty Kleis,/ my dear daughter here [`hIə]:

like a golden rose, /her charm’s with no peer [`pIə].

I’ll ne’er give her up/ e’en for th’ lovely Lesbos,

or th’ whole Lydia [li`dIə] !

（吕底亚：希腊语名Λυδίαν，世界语名和英语名Lydia。世界语注音里 [国际音标 y = 汉语拼音ü] 的重读无碍；但英语读音本是 [`lidiə]，姑且临时勉强改变重音位置。吕底亚今属土耳其，古代是希腊的殖民地。Λέσβoν是萨福的故乡，在爱琴海东部；拉丁字母转写为Lesbos,常按字母译成雷斯博斯，如飞白的译名。但此地名今音 [lesvos]，故又译勒斯沃斯。这里我即采用译名勒斯沃斯而省去‘斯’ 字 [如Los Angeles ‘洛杉矶’ 之例]，且暗以沃和饶为互文。）

（请读者们再比较一下：此诗的世译是否毫不逊色于英译？）

我自觉向先行者看齐，不断努力运用世界语积极进行文化交流。这是我们世界语者的天然义务。我们要真正掌握世界语，还要为其发展多做工作，包括研究世界语学；这有助于推广世界语，并促进国际新文化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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