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词汇和语义学
5.1 引言
人们不妨说，我这最后一章的标题本身，就为我将要谈及的专门术语和新造词语问题提供了一个活标本。你在 PIV（Waringhien 1970）里找不到这儿的“词汇”（leksiko）这个词。我用它来指词汇学家所研究的东西，即词汇学（leksikologio）的研究对象。就这个词的词形而论，与其说它是从什么地方引进的一个全新的字眼，毋宁说它是一个逆派生词。①词汇指的是从词的意义和用法（可能还有词源）的角度上看的某个语言的词库；或者更恰当地说，它不是指由词构成的词库，而是指由词汇形位构成的词库。对世界语来说，它指的就是全部词根。
语义学是一个人们比较熟悉的词。这个词的词根（semantik-），虽然还不是正式认可的，但是已经不仅见于 PIV，而且早就见于《世界语大词典》（PV，格罗让-莫宾等编，1934年版）。不过作为国际“外来词”，“语义学”的资历比世界语要浅一些：它是1897年贝利阿尔在他的名篇《语义学初探》（Bréal: Essai de Sémantique）时才从法语造出来的术语。它研究的是意义：尤其是词（形位、词根、词干）的意义，但也包括句子的意义、其他句法结构和形态学结构的意义、语调和别的韵律单位的意义，以至言语中的“副语言”成分①的意义。
5.2 词汇基础
正如每个世界语者都知道的，世界语词根的核心部分见于1887年的《第一书》（Zamenhof 1887，这是一个习用的然而是虚构的标题），有900多个词根。两年后，《国际语-德语词典》（Zamenhof 1889）提供了数量颇为可观的词根；该书后来几乎没有什么修改（但加进四种语言的翻译）便以《通用词典》（UV，Zamenhof 1893）的书名出版。1905年作为《世界语之基础》的一部分正式通过。在这本书里 UV 大约有2600个词根。①
自从这个“不可动摇的”核心词库被认可以来，世界语词汇——同所有语言的词汇那样——经历了一个新词形成和旧词老化的过程，而增长和更新了。1954年版的 PV 收录词根7866个，而 PIV 扩充至16000个左右。普通的说世界语的人只用这一大堆词语的一小部分。不久前世界语研究院编了一本《正式基本词根》（BRO，1976），作为教学世界语的指南。BRO 中有2418个“词素”，即形位（词根、词尾、词缀、表列词）；加上42个“词”，即多形位词干——合计2460个词汇单位。世界语形态学的性质（见上文3.8）决定了这个词根库从理论上说足以配置无穷数量的词；其中有几万个实际可用的词，这些词对非专业性的应用而言数量已经很庞大了。
但是我们向前跑得太快了。柴门霍夫是从什么地方给新创的语言提取词汇原料的呢？词汇里最大的一部分取自拉丁语或拉丁语族各语言（特别是法语）；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取自日耳曼语族的德语和英语；还有小部分取自斯拉夫语族（尤其是俄语和波兰语）。各种别的语言的词汇影响也随处可见，感觉出来。肯定地说，世界语词汇的词源学出处是印欧系语言。①
瓦伦锉在他那篇精彩的然而不大为人所知的论文《世界语之基础：1. 历史概观》（1959:73—92）中指出了，柴门霍夫是如何把他从上述语言里提取的许多词根“化难为易”的。为了给基本词根找到最容易发音和最便于使用的形式，他果断地实行了五条修整措施：
（1）截短。所以拉丁语的 fuligo 变成 fulg/o（煤烟），hidrargyrus 变成 hidrarg/o（水银），sagitta 变成 sag/o（箭），procrastinare 变成 prokrast/i（拖延）；法语的 aboyer 变成 boj/i（吠），éternuer 变成 tern/i（打喷嚏）；俄语的 непременно（nepremenno）变成 nepr/e（必定）。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英语的 bus（“公共汽车”，源出拉丁语 omnibus），fridge（“电冰箱”，源出法语 refrigerator），to liaise（“联络”，源出法语 liaison）。
（2）避免同音词。因此意大利语的 lava 变作 laf/o（火山熔岩），为的是不要同 lav/i（洗）冲突；德语的 locken 变成 log/i（引诱），因为另有 lok/o（地方）一词；法语的 verser 变成 vers/i（倾泻），因为另有一个 vers/o（诗句）。
（3）避免词根两端有看上去象词缀的东西。这样一来法语的 détachement 就变成 taĉment/o（分遣队），limite 变成 lim/o（界限），crépuscule 变成 krepusk/o（熹微）。或者以改代削，如 récolter 变成 rikolt/i（收割），cigarette 变成 cigared/o（香烟），等等。
（4）避免多义性。因而 bal/o 在法语 bal : balle 的不同意义中只取“舞会”一义，其余各意义则用别的词根来表示（“子弹”用 kugl/o〔来自德语〕，“球”用 pilk/o〔来自波兰语〕）。有好几对“近音词”赖这一原则得以存在，例如 akord/i（和谐）～agord/i（调音，诱导），konsci/o（意识）～konscienc/o（良心），general/o（将军）～generala（一般的），直至近年出现的 flaŭr/o（“植物区系”，有别于 flor/o“花”），term/o（“项”，有别于 termin/o“术语”），等等。
（5）通过调和各民族语言的形式来取得国际性。例如 forges/i（忘记）由英语的 forget 加德语的 vergessen 而成，ston/o（石头）由英语的 stone 加德语的 Stein（读 [ʃt-]）而成，spruc/i（喷出）由德语的 spritzen（读 [ʃpr-]）加意大利语的 spruzzare 而成；ŝov/i（推动）用的是英语 shove 的形式，但意义是德语的 schieben。
柴门霍夫用这些手段达到了他的目标：一种在词汇上和谐的语言。他自己对此描述如下：“世界语是用这样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它采用雅利安诸语言（按即印欧语言）中最为人熟习的词而加以极其审慎的安排，使之符合完全规则的语法，又符合拼写法和实用性，并使各词义和词形彼此互不冲突。”（格列戈尔1958，引Dieterle 1929）
格列戈尔得出结论说，edz/o“丈夫”（以及 edzino“妻子”）是“世界语词汇中仅见的真正硬性规定的词”——是无法在哪个民族语言中找出令人信服的词源的仅有的两个词。①
在后来的发展中，词汇量日益丰富。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说世界语的人，及（或）为他们服务的词典学家，都想把词库里发现的空白一一填补。这往往是想提供可用的词去避开那些冗长或笨重的合成词（这是一种主观的想法！），因而 metal-fadeno（金属线）让位于 drato，kreskaĵo（植物）让位于 planto，mal/san/ul/ej/o（医院）让位于 hospitalo，等等（而合成形式常常还在语言中保持着自身的活力）。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又或许是因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想在世界语和民族语之间建立语义（结构）同型性。比方说，人们倾向于将 ŝati（重视、赏识）用于古典语言里包含着的一个意义“爱、喜欢”（mi ŝatas ĉokoladon 我喜欢巧克力）；以后又不得不搬用一个生词 aprezi（或 apreci）来抵偿 ŝati 的规范意义（mi aprezas vian kontribuon al la debato）（我很重视你在这场辩论中的贡献）。人们要采用《基础语法》第15条规则所容许的“国际词”，这个压力一直是很大的。
5.3 规划化、自然化
在共同语设计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倾向的斗争。一种是规划化倾向：计划语言的构词法和派生法必须是完全规则的、彻底系统化的，以便这个语言能够独立自主地靠内部动力创造出正确的词语形式。另一种是自然化倾向：计划语言应该严格效法所谓“自然语言”，特别是拉丁语和拉丁族语言，以便这个语言的派生法在没有内部连贯性的情况下仍能提供受过语言教育的人们所默认的、从词源学上看来是正确的形式。极端规划化的样本是沃拉普克语，极端自然化的样本是无屈折拉丁语；其他方案则远近不等地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①
原则上说来，世界语分明属于规划化一派。《基础语法》第15条规则（它处理“所谓”外来词，即大多数语言都取自同一个来源的那些词）规定：“对来自一个词根的不同词，最好不加改动地只使用具有基本意义的那个词，其余的词则按照世界语的规则从那一个词上造出来。”所以，我们采用了比方说 teatro（戏院）这个国际词（它的词根是 teatr-），我们就不接受多少带点国际性的一个形式 *teatrikala（以及它那竞争性词根 teatrikal-），而宁愿采用按规则造出的 teatra（teatr/a，戏剧的）。
虽然原则是明确的，在实践中却产生了不少问题和疑点。如果发生了一种情况，“来自一个词根的不同的词”含有不同的义蕴，则主张兼采同源的几个竞争性形式这股一直潜在的自然化压力就会大大增强。我们有 observ/i（观察）这个动词；从而我们不接受 *observatorio，而按照世界语的内部自主性有规则地派生出 observ/isto（观测员）、observ/anto（观察员）。另一方面，规则地构成的 observ/ejo（观察所）的存在并不妨碍我们采用词根的竞争对手 observatori-，并使之成为正式词根；这是因为 observatorio（天文台、气象台）实在只用于天文或气象观测，不用于医学的、语音的或外交的观察。我们有一个基本词根 administr-（管理）；所以世界语者凭语感并不甘心情愿接受 administraci/o（经理部），虽然这个词形是正式的（经世界语研究院在《第三批正式增补》中认可）。我们也干脆拒不使用 administrator/o（“经理”，通用形式为 administr/anto 或 administr/isto），尽管这是柴门霍夫用过的形式。
世界语中的规划化与自然化之争在某些主义的名目上尤其隐约可见。Imperialismo（帝国主义）这个词形是颇有国际性的，在世界语中已经定为正式的词。如果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坚持要 imperismo 这个形式，那是因为我们能从 imperi/o（帝国）照规则把它推导出来，而 imperialismo 看上去则似乎是派生自 imperial/o——这是一个很少人认识的词；但那些认识这个词的人知道，它指的是电车马车等的顶层！①
这个问题甚至在两个对立倾向的名目本身也反映出来了：“规划化”（skem/ismo）用更自然化的命名本来应该叫做 *skematismo，而“自然化”（naturalismo）用更规划化的命名本来可以称为 natur/ismo）。
Meteor/o（流星）是从宇宙落向地球的东西，所以对天气和气候的研究（气象学）最好不称为 meteor/ologio（但这却是正式的词），而称为 mete/ologio（这是从 mete/o“气象”推导出来的规划化形式）。
在人人熟习的日常用语方面，规划化的压力特别强大。为什么我们容忍 lern/ejo（学校）这个规则派生的但毫无国际性的形式，而不用 skolo 这个形式？（这个形式作“学校”解是很有国际性的，但在世界语中限用于引申义：“学派”。）许多地方的乡下说到底并不是由田地构成的，为什么 kamp/aro（田野）会有“乡下、穷乡僻壤”的意思？词典既不是只由词构成，词的集合也不只词典一种形式，为什么词典叫做 vort/aro（直译：“词的集合体”）。事实上，那些传统的世界语拼式并不是真正规划化的，而且应该说它们是不合逻辑的。①然而，它们之被沿用却至少说明：语言的保守倾向即使在世界语中也是很严重的。
在不少情况下，我们可以在世界语中看到两个词形，它们都是完全可用的：一个是规划化的派生词，另一个是自然化的独体词。例如“解毒剂”是 kontraŭ-dozo 和 antidot/o，“载重汽车”是 ŝarĝ-aŭto（或 ŝarĝ-veturilo）和 kamion/o，“农业”是 ter-kultivado（或 ter-kulturado, agro-kulturo, agro-kultivo 等）和 agrikultur/o。有些个规划化的词形明显地胜过自然化的词形，例如 kialo（缘故，理由，为什么），在一个词里总括了原因和目的两种意义。也有的词完全不便予应用，比如 mal/dekstra（左），因为语音相近很容易同它的反面 dekstra（右）混淆。（我们可以用 liva 来代替 maldekstra。）
人们并不在世界语中强制推行规划化而走向极端。我们本来尽可以说 mal/hieraŭ（直译：“昨天的反面”），以代替 morgaŭ（明天），但是我们不这么做。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好几对反义词，本来完全可以只从一个词根上有规则地派生出来，但是世界语却应用了两个自然化词根。比如 inkluziva（包括在内的）～ekskluziva（排除在外的），optimisto（乐观主义者）～pesimisto（悲观主义者）。
规划化的构词受到了来自另一个方向的推动，这就是人们开始把词缀当作独立的词干来使用。起初，在1887年的时候，人们只看到一个 eble（可能，也许）。不久之后便从柴门霍夫自己笔下冒出来了 eblo（可能性），indo（价值，功劳），edzo（丈夫），reе（重新），ano（成员），disе（分散地），又从格拉波夫斯基笔下冒出来了 emo（倾向，嗜好），eksa（以往的），接着，eco（性质），estro（首领），igi（使），eta（小的），ingo（鞘，套子），ino（女人），aro（群，堆），ilo（工具），以及来自考夫曼笔下的 iĝi（变成，成为），也应用起来了。Ejo（场所），aĵo（东西），ido（儿子，雏），ulo（人），eki（开始）是进入本世纪之后才出现的。不是柴门霍夫，而是其他要开发这个语言之潜力的世界语者，后来开始使用 adi（持续），ega（大的），ero（片段），ujo（容器），gea（两性的），praa（原始的），ismo（主义）。现在人们非常爱用的 aĉa（恶劣的）这个形容词，还全靠卡洛察依1924年的首次起用。但是我们还没有把这种做法贯彻到所有能贯彻的地方去。比方说，为什么我们不用 ujivo 来代替 kapacito（容量）呢？
看起来，对于那些不懂拉丁语言和日耳曼语言的初学者来说，规划化的倾向是有利的；如果他们的语言本身多少靠规划化来扩充词汇，这一点就更明显了。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在自己懂得的那些语言中知道了有关的词根的人来说，自然化倾向谅必更便于他们的学习；如果他们试着不学世界语的语法而直接理解世界语文章，就会特别感觉出自然化的好处。根据自己在使用语言时的规划化程度，每个人都可以权衡此中的利弊。
值得指出的是，规划化和自然化之争，并非计划语言中所特有；在民族语言中也是有的。每个发达语言都会把这个问题摆到它的促进派面前：新词是借用哪种语言的词形好呢，还是用什么方式去创造或合成好呢。在法国、苏联和日本，那些使用“高度技术化”语言的人们中间就发生国际自然化和国粹规划化的争论——就象德国人争论究竟“电话”该叫做 Telefon（“德律风”）还是叫做 Fernsprecher（“远谈机”）一样。这两种政策，对于语言的可学性、外语学习的难易程度、国际交际的范围，以及别的事情，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5.4 形态-句法语义学
当我们谈及语义学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想到各个特定单词的意义，也就是属于词汇语义学（词义学）方面的问题。不过在转入这个话题之前，我想略为谈谈语法结构和语法系统的意义，即属于形态-句法语义学方面的问题。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标志着不同种类的句子的语法范畴“式”。几乎在所有人类语言中，都区别陈述（叙述）、祈使（请求、命令）和疑问三种句子。在世界语中，叙述用直陈式，例如 La lakto estas sur la tablo（牛奶在桌子上）。命令或请求可以有一个特殊的动词形式——祈使式：Metu la lakton en la ŝrankon!（把牛奶放到柜子里去！）。询问不用特殊的动词形式，而用助词（ĉu）或关系词表里的疑问词：Ĉu la lakto estas sur la tablo?（牛奶在桌子上吗？）Kie estas la lakto?（牛奶在哪儿？）Kio estas sur la tablo?（桌子上放着什么？）许多语言还专门有一个中性的式——不定式，用在这个式的时候对于句子是陈述、祈使还是疑问暂时存而不论：Esti sur la tablo…（桌子上有……）。①
同样地，所有语言都区别两种主要的疑问句。一种是整体疑问句，问的是整个句子的真实性或有效性；另一种是部分疑问句，问的只是句子里头的一个成分。对于整体疑问句，要一语中的地回答“是”或“不是”；而对于部分疑问句，则用特殊的回答。例如：Ĉu la lakto estas sur la tablo?〔整体疑问〕（牛奶在桌子上吗？）Jes.（是的。）Kie estas la lakto?〔部分疑问〕（牛奶在哪儿？）Sur la tablo.（在桌子上。）世界语的这两类疑问句可以称为“Ĉu-疑问句”和“ki-疑问句”。
在世界上各种语言中，造一个整体疑问句最常用的手段是：（一）改变语调；（二）用类似 ĉu（是否）的单词或词缀。①世界语原则上总用第二种手段。虽然偶或出现《语法全书》所说的情形：“单靠句子在说出来时的语调也能获得疑问的效果。”但是，靠语调来区分陈述句和疑问句，并不是一种普遍的方式。在一个语言里是疑问的语调，在另一个语言里可能是陈述——这一事实还会给国际语带来一些问题。②也有一些语言，在不同的句子类型之间根本不作语调上的区别，例如新墨西哥的达俄斯语和新几内亚的埃列姆语。造整体疑问句还有第三种手段，就是改变句子成分的次序。许多欧洲语言都使用这个办法，例如德语：Er ist krank.〔主-动-表〕（他有病。）；Ist er krank?〔动-主-表〕（他有病吗？）。不过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办法还是比较少见的。还有更罕见的是威尔士语中应用的办法，即在“是”动词上用专门的疑问形式来表示疑问：Mae e’n sal.（“是/他/病”：他有病。）；Ydy e’n sal?（他是不是病了？）。在各种可用的形式中，世界语的发起人无疑是选择了最合适的一种，即用疑问助词。
使用部分疑问句，便能求取一个句子中某个部分的信息，不管这个部分是句子成分（主语、宾语等），还是小一点的短语，还是单词。大概一切语言都有造这种疑问句的特殊形式。在世界语中我们有疑问代词 kio（什么）和 kiu（谁，哪一个？），用来对句子的主语或宾语进行提问：Kiu venis?（谁来了？）；Kion vi faras?（你在干什么？）。这两个词也可以用来提问其他结构中（例如介词短语中）的名词：Per kio oni hakas?（砍东西用什么？）。世界语可以作为疑问词来使用的还有形容词（kiu 哪个的，kia 怎样的）、副词（kiel 以什么方式，kie 哪儿，kiam 什么时候，kial 什么原因，kiom 多少）和属格（kies 谁的，什么东西的）。就象在许多语言中一样，它们有两重的功能，因为它们也起关系词的作用。也象在许多语言中一样，它们通常要移置于句子的头一个位置。①有趣的是，在极为众多的语言中，如同在世界语中那样，都不存在动词性和介词性疑问词。这一点可以举例说明如下。请看表1里的句子和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造成的 ki-疑问句：
表1
Maria vidis la lakton en la ŝranko.
玛丽在柜子里看见了牛奶。
这个句子由主语 Maria（玛丽）、谓语 vidis（看见了）、宾语 la lakton（牛奶）以及附加语 en la ŝranko（在柜子里）所构成。①四个句子成分里有三个由名词短语构成，或包含名词短语。我们用括弧下的 SS 把这一点表示出来。（括弧显示的是句子的所谓表层结构，即多少可以直接看出来的语法结构。）通过用 kiu 或 kio 代替每个名词短语的操作，就能够造出疑问句。因此我们得到（2a）—（2c）各个句子：
表2
（2a）Kiu vidis la lakton en la ŝranko?
谁在柜子里看见了牛奶？
（2b）Maria vidis kion en la ŝranko? ⇒ Kion Maria vidis en la ŝranko?
玛丽在柜子里看见了什么？
（2c）Maria vidis la lakton en kio? ⇒ En kio Maria vidis la lakton?
玛丽在什么东西里面看见了牛奶？
因为附加语 en la ŝranko 是表示处所的，所以也可以换一个处所副词来提问，如（3）：
表3
（3）Maria vidis la lakton kie? ⇒ Kie Maria vidis la lakton?
玛丽在哪儿看见了牛奶？
但是在 vidis 的基础上来进行提问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就是说，我们没有象 *ki-i 这样的动词性疑问词来造出一个用（5）回答的句子（4）。我们也没有介词性疑问词（姑且假定为 *kiep 吧）来造出以（7）为答案的句子（6）。
表4—7
（4）*Maria kiis la lakton en la ŝranko? ⇒ *Kis Maria la lakton en la ŝranko?
玛丽什么柜子里的牛奶啦？
（5）Vidis. Ŝi vidis ĝin.（Trinkis. Aĉetis. Rifuzis…）
看见了。她看见了牛奶。（喝了。买了。不要……）
（6）*Maria vidis la lakton kiep la ŝranko? ⇒ *Kiep la ŝranko Maria vidis la lakton?
玛丽在柜子什么看见牛奶啦？（玛丽看见柜子什么的牛奶啦？）
（7）En. En la ŝranko.（Sub. Ekster. Sur…）
里头（的）。柜子里头的（的）。〔下面（的）。外面（的）。上面（的）……〕
在“形态-句法语义学”的大题目下有各种重要的东西，其中有动词的时的系统、数的系统（单数/复数）、性的系统（许多语言的名词附带着这个东西），等等。当然也有那么一些语言，其表达功能发挥得很好，但就是不要什么时的系统和（或）数的系统；有关的语义信息必要时通过其他办法（例如副词之类）来表达，不必要时常常就干脆忽略过去。然而在世界语中，时的范畴对动词来说是必需的，数的范畴对名词来说也是必需的；没有那种在时方面完全中立的动词直陈式，①也没有在数方面中立的名词形式。
最后，在这个大题目下让我们来谈谈人称代词。代词陈述的习惯方式是分为三个“人称”：第一人称（说话者）、第二人称（对之说话的人）、第三人称（所谈及的人）。几乎所有语言的人称代词都是不匀称的。世界语也是这样：因为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必须指明数，在第二人称则无此必要。（代词 ci“汝，尔”或者是古语，或者是为了某种特殊表达效果才使用；但在对着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它从来就不是必要的。）在第三人称单数那儿——别的地方就不是这样——世界语有一个规定的性的系统：li（他，阳性），ŝi（她，阴性），ĝi（它，中性）。欧洲外的不少语言必须区别两种“我们”，即包括式的“咱们”（说话者加上听话者——“我和你〔们〕”）和排除式的“我们”（说话者加上另外的人，但不包括听话者——“我和他〔们〕”）。在英语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其余地方的那种洋泾浜英语就是这样。（这种语言已经可以用于出版杂志、做广告和发布公告了。）世界语和“新美拉尼西亚语”的代词比较见表8。
表8
| 世界语 | 新美拉尼西亚语 | 汉译 |
| mi | mi | 我 |
| mi | mitu | “我你”，咱们（包括式） |
| ni | mipela | 我们（排除式） |
| vi | yu | 你 |
| vi | yupela | 你们 |
| li | em | 他 |
| ŝi | ta | 她 |
| ĝi | gita | 它 |
| ili | ol | 他（她，它）们 |
在若干语言中可以看到更复杂的代词系统，以表示必要的身份（尊卑）之别。比方说，不能都只称“你”，而要称“阁下您”，或“你”（平等的伙伴），或“尔”（手下人）。在几个东方语言中，比如在藏语、爪哇语、泰语、朝鲜语中，一种“敬体”在相当大一部分词汇里随处可见。在泰语中，说到国王的手要用……
5.5 意义关系：同义词
从共时的观点看来，一切语言的词汇内部，在词与词之间——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在词汇成分与词汇成分之间，都存在多种多样的意义关系。这些关系的实例有同义性、反义性、多义性、近音性、下义性（及其反面）、对举性。下面就把这些关系依次讨论一下。
如果两个词在同一语言里恰好具有同一意义，这两个词就是同义词。这种真正的同义词在世界语中实际上并不存在，仅有的几个同义性候选者似乎是（i）同一地名或人名（民族名）的竞争形式，如表9：
表9
| Ĝeneva Lago | — | Lemano |
| （日内瓦湖） | （莱蒙湖） | |
| abiseno | — | etiopo |
| （阿比西尼亚人） | （埃塞俄比亚人） | |
| Kandio（干地亚岛，意大利语称呼） | — | Kreto（克里特岛） |
| Korfu（科孚岛，意大利语称呼） | — | Korciro（科基拉岛，希腊语称呼） |
| Odiseo | — | Uliso |
| （俄底修斯） | （尤利西斯，罗马神话人物） |
（ii）同一概念的竞争形式（世界语者还没有在两个候选者中决定用哪一个），如表10；
表10
| trajno | — | vagonaro | （火车。参见上文5.3） |
| gazono | — | razeno | （园中的草地） |
| apuso | — | cipselo | （褐雨燕） |
| plaĝo | — | strando | （岸边的沙滩） |
| jaĥto | — | jakto | （游艇，快艇） |
| meringo | — | meringelo | （蛋制甜饼） |
这种同义词的单子在不断缩小，这或者是竞争双方有胜有败——例如曾一度使用过的 ĥino 让位于 ĉino（中国人），曾一度使用过的 konkiri 让位于现在正式确定的 konkeri（征服）；或者是因为有时两个词的意义开始产生分化——例如 plaĝo 是接待度假者的人工经营的浴场，而 strando 则可以是仍然处于天然状态的、无人居住的海滩。
另一种同义性见于象 kapdoloro 和 cefalalgio（头痛）这样的单词对儿，一个属于词汇中的普通用语，一个属于专门术语。别的例子如表11：
表11
| blindero | — | amaŭrozo | （失明） |
| kormalsano | — | kardiopatio | （心脏病） |
| neforgesumino | — | miozoto | （勿忘草） |
| kanguruo | — | makropo | （袋鼠） |
| kaĉaloto | — | makrocefalo | （抹香鲸） |
| insularo | — | arkipelago | （群岛） |
我相信，有两条理由使这种双重形式不会真正同义。第一，因为它们用于不同的语境，带有不同的语体色彩，或者被不同类型的谈论者所使用——对门外汉说话我不妨用 kormalsano……第二，因为它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所指的范围不会是一样的。对一个科学家来说，并非每一只 kanguruo 都是 makropo，因为他一定要区别 makropo 和 valabio 这两种负鼠；而在门外汉眼里，这两种都是 kanguruo（袋鼠）。
在世界语中，一如在所有别的语言中那样，人们可以在各种风格的用语之间进行选择。比方说，为了使人不说话，我们可以说“Bavolu silenti!”（请安静！）。不大客气时可以光说“Silentu!”（安静！别说话！）。很粗野的说法会是“Fermu la faŭkon!”（住嘴！）。较有礼貌的说法（实际上是很讲究礼貌的说法）就会只用一种略带犹豫的疑问句：“Ĉu vi bonvolus paroli iom pli mallaŭte, mi petas?”（劳驾，您能不能说话声音轻点儿？）。大家可以认定，这四个句子的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同义的；但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上着眼，它们不消说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
类似的“同义”情形见于象 politikisto（政治家、政客）和 statisto（政治家、国务活动家）这样的一对词；至少在那些今天是反对党的政客、明天却会成为领导政府的国务活动家这种人所在的国度里，它们是同义词。我们都知道，那些反对国家政权的人，按照不同的观点可以称为 naci-liberigaj herooj（民族解放英雄），也可以称为 teroristoj（恐怖分子）；当然还可以有多少带点中性味儿的叫法，比如 ribelantoj（叛乱者，造反派）、partizanoj（活动党人）、gerilanoj（游击者），以至 insurgentoj（暴动者）。
这就要讨论到温和措辞和委婉说法了。常见的例子是 morti（死）和 forpasi（逝世）。如果我们想避免那个直接的、因而可能是粗鲁的字眼 morti，我们就可以利用 forpasi（走开，逝去）的引申意义来表达同一个意思。许多语言里都有大量关于人体及其机能的委婉词语，例如世界语就有 elĉerpi akvon（小便）～urini（排尿）～pisi（撒尿）这些说法的区别，即讲究礼貌的说法、科学的说法、不拘礼貌的说法的区别。①
对于人人熟习的日常词语和不大为人所知的学究字眼（可能是外来语）的取舍，也会产生不同的语体效果。如果在我的文句中充斥着你们几乎不懂的用语，那么我不光是对你们很不礼貌，而且也一定没法子把想对你们说的话说清楚。
然而不单是这种为数不多的双重形式有重要的语体价值。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几个词具有部分相同的意义，所以在某种环境下（不是一切环境下）它们是同义词。齐沃耶（Givoje 1973）在他那本很有意思的开山之作中所开列的“同义词”单子，大部分就属于这一类。例如，作为 forta（强）的同义词，他列举了 firma, fortika, neskuebla, persistа, potenca, pova。的确，在象 Sinjoro A havas fortan karakteron（某君具有坚强的性格）这样的一个句子里，我们可以把 fortan 换成 firman, potencan 之类，而不致大大改变原来的意思。但是对于 Tiu fromaĝo havas fortan odoron（那干酪有一股强烈的气味）这个句子来说，如果在上述同义词中找一个去代替 fortan，就有出语荒唐之虞了：什么是 fortika odoro（坚固的气味），或者 neskuebla odoro（不可动摇的气味）呢？
这种半同义词，几乎在一切语言里都成批地存在着。在英语中，半同义词特别多，问题也特别复杂；这给选择国际共同语的争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因素。从语言史上看，英语词汇有两个甚至三个不同的来源，而且表达同一个概念的词常常可以从任何一个来源里得到。为了表达“兄弟的”这个概念，英语不仅有日耳曼语族（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词 brotherly 可用，而且有拉丁语族的词 fraternal 可用。说“深”可以用日耳曼式的 deep，也可以用拉丁式的 profound。用来坐的家具可以叫做 stool（凳子），也可以叫做 chair（椅子、凳子）。“王家的”这个形容词甚至可以有三种译法：从盎格鲁-撒克逊语来的 kingly，从法语来的 royal，从拉丁语来的 regal。诚然，这种现象使英语的词库异常庞大而丰富；但是它同时又给那些想学习这个语言的人造成了多到说不清的麻烦。因为这种双重形式只是部分同义的：如果选择错了就要闹大笑话。虽然“深思”（深刻的思想）可以是 deep thoughts 或 profound thoughts，但是“深水”只能是 deep water，而决不能是 *profound water。说实在话，在为国际语交际提供语言候选者时，区分 kingly～royal～regal 是困难的，而且完全是多余的。然而那些没能弄清这三个词的区别的学习者（指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国语的大多数人）必须学会辨认这三个表达对他们来说是同一个意义的词。遗憾的是，这种半同义词偏偏存在于那些极常用的概念之中。为了表达“快”的意思，词库阔佬会手忙脚乱地端出至少六个词，每个的义蕴都有差别：fast, quick, rapid, swift, speedy, high-speed。世界语里没听说过有这种复杂情形。
语言的词汇成分与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特殊问题。例如，不少语言都有可以译成“共和”与“民主”的不同的词。美国最大的两个党甚至就叫共和党和民主党。可是在现代希腊语中却看不到这个区别，因为 /ðimokraˈtia/ 既有“共和”的意思，又有“民主”的意思。此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民主”在不同的地方可以理解成大不相同的社会政治制度。“自由”一词的情况也是这样。①
5.6 其他意义关系
要在多义性和同符性（同音性：homonimio）之间划定一条界限是不容易的。多义性就是一个词有几个意思；同符性就是几个不同的词具有相同的语音和文字形式。②多义词的适例是 plumo 和 folio。Plumo 可以指鸟羽，也可以指钢笔。从前的笔一般用鸟羽制成（所以二者有关），但现在说到用金属或塑料制造的笔还用同一个词。Folio 本来的意思是植物的叶子；但是这个词被类推应用来指书籍、纸张的“叶”（正反两页）。它还可以有第三个意思，指金箔。然而对别的一些词，对更加典型的词，我们怎么计算它们的义项呢？Meti（作“放置”等解）有多少种意思，PIV 列出三种基本意义，外加一种比喻意义（转义）；①但是那三种意义是同一回事，当中有些微细差别而已。这样我们不如说 meti 只是单义的。它肯定与具有双重意义的 plumo 和 folio 有所不同。著名语言学家舒哈特（1842—1927）说过：“通用语的理想是：让每个词只有唯一的意义，每个概念也只用唯一的表达形式。”PIV 在 signifi 那一条却回答说：“要求国际语的每个词成为单义词，是一种空想。”
同符词（同音词）是另一种情况。这种词在世界语中是罕见的；同充斥着同符词的英语和法语比一下，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有人举 ero（1. 片段；2. 时代）为例。然而恰恰就在这里，世界语者们也习惯于采用近音词（即来源相同而形式上有差别的词）来避免同音词的麻烦，即把作“时代”解的 ero 拼成 erao。②真正的同音词实际上只在不同学科的术语中才能找到，例如 astragalo 或 monitoro。①这几乎是不会造成任何混淆的。
我用对举词语指 aĉeti—vendi（买卖），doni—ricevi（授受）之类词。这些词在意义上是互相关联的；因为如果甲把某个东西卖给乙，那么也就可以说乙从甲那里买到这个东西。这种关系和反义词中的关系（例如 granda～malgranda 大～小）是不同的。语义对举词语的其他例子如：debitoro—kreditoro（借贷双方），edzo—edzino（夫妻），instruisto—lernanto（师生）。Ŝati 的非经典性用法（“喜欢”）是 plaĉi（逗人喜欢）的对义词。长久以来，aparteni（属于）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对义词（因为 havi〔有〕和 posedi〔拥有〕都欠精确）。现在我们开始说 proprieti 了。假定我租了一所公寓，我就 posedas（拥有）一所公寓，但是我并没有 proprietas（从产权上占有）它。我有时觉得，我们还缺乏一个动词，可以对举于 logi（引诱，吸引）；英语倒有一个 to fancy（看中，喜欢）。
我们把包括几个下义成分（下义词）的词汇成分叫做上义成分（上义词）。例如，对于 karmenzina（深红）、skarlata（猩红）、punca（碧红、鲜红）、karmina（洋红、胭脂红）、vermilionа（朱红），或许还有 fuksina（品红、复红），rufa（枫红），以至 oranĝa（橙红）之类而言，ruĝa（红）就是上义成分。猩红的东西一定是红色的，但是红色的东西未必是猩红的。类似的关系也存在于 floro（花）和 lilio（百合），tulipo（郁金香），rozo（玫瑰）等等之间。Parenco（亲属、亲戚）是 avo（祖父、外祖父），patro（父亲），filino（女儿），kuzo（堂、表兄弟），nepino（孙女、外孙女）等一大堆词的上义词。世界语中缺乏一个只概括 edzo（丈夫）和 edzino（妻子）的专用的上义词。（英语有 spouse“配偶，伉俪”。现在世界语者们开始用 geedzoj，这词已经多次见到了。）也没有概括 patro（父亲）和 patrino（母亲），及概括 frato（兄弟）和 fratino（姐妹）的上义词。①
5.7 颜色
许多人反复经营过的一个语义学领域是颜色词。对颜色的语义分析是饶有趣味的。从物理学上说，颜色的光谱是一种连续性的东西：可见光的波长在光谱上从红色的极端直到蓝色经历了一系列有色调差异的变化，但从不间断。这个事实似乎意味着，把光谱划分为各别的、间断的颜色可能只是由这种或那种语言任意规定的。语言学家常常论证说，各种语言里相应的颜色名称并非准确地符合光谱的同一部分。例如人们引证威尔士语说，它的两个词 glas 和 gwyrdd 大体上相当于许多欧洲语言的“蓝”和“绿”；可是草木的颜色在威尔士语中并不叫做 gwyrdd，却叫做 glas，好象它们是蓝色似的。（见表12）①
表12
| glas | gwyrdd | |
| blua（蓝） | verda（绿） | |
| ←—— 光 谱 ——→ | ||
天真的门外汉认为，颜色及其区分是自然的，普遍的。五十多年来，语言学家一直坚持说，情况不是这样。然而今天新的研究表明，门外汉的天真看法倒也有几分道理。
有两个美国人——伯林和科依——做了一系列的实验。这些实验是这样的：向说不同语言的人出示一张颜色卡片，上面有纵横两个方向的颜色光谱，从红色到蓝色，包括最亮到最暗的各种色调。他们要受试验人完成两项任务：第一，给自己语言里的基本颜色词划出分界线；第二，根据该语言的颜色词在卡片上指出最红点、最绿点等等。第一项任务显得很难：受试验人在给种种色调划界时左右犹豫，操同一种语言的人之间存在不同的意见，甚至同一个人在再试时也不认可自己早先作出过的判断。但是第二项任务却取得了极大的成效，受试验人的判断是始终如一的，而操同一种语言的人之间也有高度的一致。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我们知道，每个语言都是在连续的色调这个基础上强行划分出各种颜色的。伯林和科依所取得的惊人结果是，不论操何种语言的人，当在颜色卡片上指出其所操语言的颜色术语的焦点时，那些点差不多都落在同一些位置上。所以，颜色的语义场并非如人们想象那样全是任意规定的。
这并不是说，一切语言的颜色术语是等同的。事实上各种语言有或多或少的基本颜色术语，因而形成了或多或少的焦点。然而在某个语言里作为基本颜色出现的那些颜色，和在别的语言里出现的基本颜色具有相同的焦点。并非每个语言都有“蓝”这个基本颜色；但是那些有蓝色的语言，在哪种色调才是真正的蓝色，是最蓝的蓝色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还有，人们发现基本颜色可以放在一个有普遍性的层级体系之中（如表13）。例如，假定某语言有五个基本颜色词，那么它们总是相当于世界语的 nigra（黑）、blanka（白）、ruĝa（红）、flava（黄）、verda（绿）。假定某语言加上第六种颜色，这种颜色总是具有 blua（蓝）的那一个焦点。①
表13
nigra（黑），blanka（白）；
ruĝa（红）；
flava（黄），verda（绿）；
blua（蓝）；
bruna（棕）；
griza（灰），purpura（紫），roza（玫瑰），oranĝa（橙）。
每个视力正常的人，从生理上说，都能区分同样的颜色。有限的词并不意味着有限的视力；而事实上每个语言都有办法区分加到基本颜色上的种种繁复的色调，例如可以拿有关颜色的实物来比况，或者通过复合词语来表示。某个语言里的基本颜色，指的是这样一个名称：（i）它由一个单词构成，不是合成词；例如在世界语中就不能是 helruĝa（浅红），也不能是 blueverda（绿中带蓝、青绿），也不能是 samkolora kiel via ĉemizo（象你的衬衣那种颜色）。（ii）它不是某种别的颜色的下义词；例如既不能是 skarlata（猩红），也不能是 karmezina（深红），因为这二者都是 ruĝa（红）的下义词。（iii）它不是应用起来有限制的词；例如不能是 blonda（介乎金黄与淡褐色之间的一种颜色，通常只用来指头发，但也可以指啤酒），也不能是 beja（枣红，只用于形容马）。（iv）它是为操某个语言的一切人所理解的词；例如不能是 punca（猩红），也不能是 rufa（枫红）：这两个词许多世界语者都不认识。我们不去管那些传统的理论，例如“红有七色”的学校教条。我们在这里谈的是某个语言中有多少基本颜色词，以及具体说来又是哪些词。我们谈的不是某个语言能不能表达这种或那种色调。
有几个语言只有两个基本颜色术语，其焦点总是“黑”和“白”。或许不如说，它们的语义场相当于我们的“暗”和“明”。如果你请求一个新几内亚的扎列人说出真正的 sip，他就会指向我们称为黑色的那种颜色；你请他说出真正的 hóló，他就会指向我们的白色。扎列人有各种其他术语，但都是有限制地使用的。例如 mut 大抵可以译成“红色”，但只用于指土壤；pianó 是一种植物的名字，它可以制成绿色染料。
有三种基本颜色术语的语言，其所添加的第三种颜色总是我们叫做红色的那一种。这种颜色可以包括各种黄色、棕色和别的“暖”色，但其焦点是和我们的红色的焦点吻合的。如果某个语言有四个基本术语，黑、白、红总跑不了，第四个则可能是黄或绿。五色语言则黄、绿二者兼而有之。只是在某个语言至少有六个颜色术语的情况下，才会从绿色和黑色之外辨别出蓝色来。没有任何一种语言会在不同时具备那五种颜色的情况下把蓝色作为一个基本术语。第七种颜色总是棕色。其后可以有多至四个的基本颜色词。人们断言，基本颜色术语的数目是同社会的文化水平和技术复杂程度互相关联的：只有两个术语的语言，仅使用于象新几内亚的扎列人那样的掌握最简单技术的部落；而有八个甚至更多术语的语言，则只能存在于欧洲和东亚那些有悠久历史和复杂文化技术的民族之中。
据我的考虑，世界语正具备伯林和科依的层级体系中那八个基本颜色术语，就是：nigra（黑），blanka（白），ruĝa（红），flava（黄），verda（绿），blua（蓝），bruna（棕），griza（灰）。这种考虑依赖于一个假设，即 roza（玫瑰色），oranĝa（橙色），purpura（紫色），viola（紫罗兰色）之类的颜色名不算基本颜色词。PIV 给这些词下定义时就用诸如“微带淡红”、“红黄之间”、“紫罗兰一般的红色”、“红蓝混合的颜色”之类的字眼来作比况。而且，这些词的词根从语法特点上说都是名词，而基本颜色词都是形容词。
我似乎觉得，英语和世界语不同，有十一个基本术语，因为 pink（粉红），orange（橙色），purple（紫色）也是基本颜色词。不管怎么说，世界语的颜色术语使它自己在有七个以上基本颜色词的高度发展了的世界上牢牢占有一席之地。
5.8 亲属关系
另一个被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多所探讨的语义学领域是亲属关系的概念及由此而来的各种称谓。这些东西在一个语言和另一个语言里是有显著差别的。
世界语中有 onklo 这么一个词。乍看起来它似乎是一个单义单词。但是不然：因为我的 onklo 可以是（i）伯父、叔父，（ii）舅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的 onklo 也可以是（iii）姑父，或（iv）姨父。不少语言区别第一义和第二义，用专门的词去表达那两个概念。第三义和第四义却可以因某种社会组织和家庭结构观念而被视为非亲属关系。也有这样的情形：人们把 onklo 一词的意义推广应用于各种（甚至一切）年长的男人，而不问该人是否和自己有血缘或姻亲关系。
Kuzo 一词同样包含至少四种不同的亲属关系。我的 kuzo 可以是堂兄弟（父亲的兄弟的儿子）、表兄弟（母亲的兄弟的儿子）、姑表兄弟（父亲的姐妹的儿子），或姨表兄弟（母亲的姐妹的儿子）。决没有这样一个通例，说一定能象世界语那样用一个词来称呼所有这四种人。
说到 frato（兄弟）一词，我们不区别兄弟的长幼，统称为 frato。许多语言用不同的词称呼年长的兄弟（“哥哥”）和年幼的兄弟（“弟弟”），但缺乏一个可以称呼二者的词。
姻亲关系尤其极为纷繁。世界语用 bofrato 来指两种迥然不同的亲属关系。我的 bofrato 可以是（i）大伯子、小叔子（我丈夫的兄弟）或大舅子、小舅子（我妻子的兄弟）；（ii）姐夫、妹夫。一类人属于我本家（或娘家），一类人属于我外家（或夫家）。斯拉夫语言中有一大堆表示姻亲关系的术语。在波卡列夫《世界语-俄语辞典》（1974）的 bofrato 一条下面，可以看到四种不同的俄语译文。相当于上面第（i）点的有两种说法：деверь（dever’ 大伯子、小叔子）和 шурин（šurin 大舅子、小舅子），这要看“我”本人是男是女而定；第三种说法，зять（zjat’），相当于上面第（ii）点；第四种说法，свояк（svojak），指丈夫的姐妹的丈夫（姑爷）或妻子的姐妹的丈夫（连襟）。①——这在许多语言里是不算 bofrato 的。世界语中要准确地称呼这最后一种人，实际上得说成 bobofrato，因为姻亲关系已经有两重了。希腊人把这种 bobofrato（姑爷、连襟）叫做 /badzaˈnakis/，而把大伯子小叔子大舅子小舅子姐夫妹夫之类 bofrato 叫做 /yamˈbros/。
5.9 世界观
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上各语言的差别，在词汇和语义方面比之其他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不是所有这些区别都给我的世界观（即我们每个人对自身所处的宇宙所形成的精神模式）涂上不同的色彩呢？是不是这些区别甚至整个地决定我们的世界观呢？
我要回答说：是会涂上不同的色彩，但并不起决定作用。我们从小获得的第一语言，不可避免地要按照它自己的轨道来制导我们的思维。然而我们是有理智的人，懂得推理和分析。我们不会终生象奴隶一般受制于某个语言的苛细规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请看表14，那里列举了英语、法语、德语表示“男人、丈夫、女人、妻子”的词。大家可以看到，法语的 femme（女人）可以分别指“女子”或“妻子”。这两个意义在英语（和世界语）中是有区别的。德语的 Mann（男人）既可以指“男子”，又可以指“丈夫”，而 Frau 则相当于 femme。如果一个人从小掌握的语言完全决定他的世界观的话，那么我们本来可能看到的情形就会是：说法语的人不能理解“女子”和“妻子”的区别，说德语的人也被“男子”和“丈夫”、“女子”和“妻子”弄昏了头脑；而说英语的人最懂得区别这些概念。我们本该看到，法国的世界语者经常混淆 virino（女子）和 edzino（妻子）两个词，德国的世界语者也分不清 viro（男人）和 edzo（丈夫）两个词。但是这些情形根本不存在。
表14
| 世界语 | 英语 | 法语 | 德语 |
| viro（男子） | man | homme | Mann |
| edzo（丈夫） | husband | mari | Mann |
| virino（女子） | woman | femme | Frau |
| edzino（妻子） | wife | femme | Frau |
近来——特别在北美和北欧——蓬勃兴起了一个反对性别歧视（大男子主义）的运动，而且颇见成效。运动的目的，是要人们对女子和男子在教育、就业、家务和社会政治权利方面一视同仁。这个运动也触及了语言。现在在英国，登广告招雇服务员用 waiter 是违法的；必须用 waiter or waitress（男服务员或女服务员）。不过英语中有许多职业名称并不表明性别，因而不致触犯新法。例如 secretary（秘书，相当于世界语的 sekretario 或 sekretariino），teacher（教师，相当于 instruisto 或 instruistino）。其他一些词是人们新造的，如 salesperson（售货员，相当于 komizo 或 komizino）。世界观变了，语言也需要作一些改革。①
可以认为，世界语也是有性别歧视倾向的语言，应该在这一方面改一改。固然，我们可以把“秘书”和“教师”写成 sekretari(in)o 和 instruist(in)o；但是口头却没有一种不加区别地并指两性的精确说法。不过世界语也还是有一些中性的（不分性别的）词，如 viktimo（受害者），pasaĝero（乘客）。我们尽可以说 ŝi estas viktimo（她是受害者），ŝi estas pasaĝero（她是乘客）。对这类具有短暂特征的词，语言里有没有包括两性的精确说法问题还不大；对那些具有长久特征的词，问题则可能是相当大的。来自说英语的国家的世界语者倾向于使用 ŝi estas instruisto（她是教师），ŝi estas esperantisto（她是世界语者），ŝi estas prezidanto de la klubo（她是俱乐部主任）之类说法。这种说法值得仿效吗？我相信是值得仿效的，尽管在一段时间里这种说法会使那些其自幼熟习的语言强分性别的人感到愕然。但是中国人对此并不吃惊。在汉语的名词里，根本就不存在性别问题。
5.10 关于词汇和语义的结论
许多语义学者现今实际从事着的研究课题，不是我在本章所讨论的这些，而是诸如蕴涵、预设、真假问题之类。这些问题实在可以超越语言学的界限，而在逻辑学或哲学中找到更合适的地位。我们谈语义学，是来讨论语言同有关我们人类所居住之世界的知识之间的种种关系。这种知识是广大无涯、不易掌握的。所以大家不必感到奇怪，对于世界语的词汇和语义的好些方面——如上一章对句法的许多方面那样——我都没有涉及。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世界语的词汇基础源出欧洲语言，但在创造时经过巧妙选择和随宜处理。词缀系统使学习者能够运用有限数量的词汇因子（词根）去创造一个很大的词库。在词汇演变过程中，那种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优势的规划化倾向，面对自然化原则的压力，不得不寻求和这个竞争对手实现某种平衡。
世界语语法提供了构成疑问句和祈使句的简单办法。名词在数方面的范畴化是必需的，动词直陈式在时方面的范畴化也是必需的。虽然这种强制性的范畴化见于许多语言（其中包括主要的欧洲语言），但是并不见于汉语之类的语言。世界语的颜色词从意义上说是高度国际化的，是为技术发达社会的语言所特有的。在亲属称谓方面，世界语忽略了欧洲和欧洲以外某些文化的若干重要因素。但是说世界语的人能够（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的话）规范语言使之带上较少的性别歧视色彩。
那种对世界语的责难，即认为它在极大程度上实质是欧洲语言的说法，从词汇和语义领域看来，比从语音和形态领域看来，是较为站得住脚的。不过很难找出别的更公正的解决办法。全世界居民之中近一半的人口说着印欧语系的这种语言或那种语言，以致任何一种宣称要充当国际共同语的语言，舍此不能取得一个实用的词汇和语义基础。各民族语言也是共同语的认真的候选者；但是它们身上有种种死板性和狭隘性的局限。世界语 Esperanto 至少避免了那些局限。
第五章 参考材料
5.1 韦斯特（Wüster 1936）说过：“总的说来，意义科学（语义学）仍然是一块极少得到开垦的土地。”谢达海依在给齐沃耶（Givoje 1973）作序时也持有这种观点。然而谢达海依现在已经出了一本书（Szerdahelyi 1976b）。
5.2 Waringhien 1959:73—164. Bastien 1950. Gregor 1958.
5.3 Gilbert 1962. Waringhien 1959:357—394. Neergaard 1933. Zamenhof 1962: §§51—55.
5.4 Weinreich 1963:150—158. Kalocsay k Waringhien 1958: §217.
达俄斯语：Trager 1946:187. 美拉尼西亚洋泾浜语：Dutton 1973. 关于时的精到议论，见 Kalocsay 1966，第六章。Burling（1970:14—17）分析过巴拉翁语的有趣的代词系统。
5.5，5.6 Palmer 1976; Guiraud 1955.
世界语原著：Givoje 1973. Szerdahelyi 1976b. 舒哈特的观点，引自 Szerdahelyi 为 Givoje 1973 写的序言。
5.7 Burling 1970:45—48; Berlin & Kay 1969.
5.8 Burling 1970，尤其是第二章。
第五章注释：
① 逆派生词（retroderivaĵo）指从较长的词去掉词缀而造出的较短词，如从 leksikologio 造出 leksiko。——译注
① “副语言”成分指语调、手势、表情等伴随言语的成分。——译注
① 世界语《基础》中的 UV 词根数，不同版本统计略有差异。——译注
① 世界语词汇也吸收了一些非印欧语言的词，如 kajako（海豹皮船）来自爱斯基摩语，boao（蟒蛇）等，但主体是印欧语源。——译注
① 关于 edzo 的词源，后来有学者提出可能来自德语 Ehe（婚姻）等，但作者当时认为无确凿来源。——译注
① 无屈折拉丁语（Latino sine flexione）是皮阿诺创制的国际语方案。——译注
① imperial/o 在世界语中指电车、马车等的顶层（帝国式座位），故 imperialismo 形式上像从它派生，容易引起联想。——译注
① 例如 lern/ejo 按规则是“学习的地方”，但“学校”的国际词是 skolo；vort/aro 按规则是“词的集合”，但“词典”的国际词是 vortaro 已被习用。——译注
① 世界语不定式 esti 等可以用于各种句式，不限于陈述。——译注
① 例如世界语用 ĉu，波兰语用 czy，日语用句末助词 ka。——译注
② 例如英语陈述句用降调，疑问句用升调；但有些语言升降调的功能不同。——译注
① 世界语疑问词通常置于句首，但也可留在原位，如 Vi vidis kion?。——译注
① 这个句子包含着一些复杂因素：句末的介词短语（PS）可能是修饰谓语的附加语（状语），也可能是修饰宾语名词的补加语（定语）。当PS作补加语时，这句话的意思是“玛丽看见了柜子里的牛奶”。相应于这个意思的疑问句是 Kiun lakton Maria vidis?（玛丽看见了哪些牛奶？）——原注。译按：这个疑问句也可以说成 Kian lakton Maria vidis? 世界语按需要可以造出 kia（哪里的）这个疑问形容词，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够表述得比一些欧洲语言更准确。在汉语中，PS如果作宾语的补加语，一定是位于宾语之前的修饰语（“在柜子里的牛奶”）；如果作附加语，一定位于动词之前。但在右向分支语言里PS既在动词之后又在宾语之后，这就不免导致歧义。PS的问题还不止于此。PS可以表示主语（施事）于动作前在某个处所，动作后不在某个处所，或者相反；也可以表示它于动作前后都在某个处所或都不在某个处所。对宾语（受事）而言情况也是一样。PS的这些句法意义和谓语动词的性质是有关联的。
① 世界语动词直陈式必须有时态（-as, -is, -os），没有中立的时态形式；虚拟式 -us 也不完全中立。——译注
① 英语中有这样典型的例子：英语的 cock（公鸡）可以有“阴茎”的意思（主要是男人用语）。英国人认为这有失体统，于是换了一个“合法”的字眼 rooster 来指公鸡。英国人容忍 cock 的二义性，而并未丧失语言的平衡。——原注。
① 这里指“自由”“民主”等词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含义不同。——译注
② 同符性（homonimio）即同音同形异义现象。——译注
① PIV 中 meti 的义项包括“放置”“安放”“使处于某种状态”等。——译注
② ero 与 erao 后来都保留，意义有别：ero 片段，erao 时代。——译注
① astragalo 既指距骨，又指黄芪属植物；monitoro 既指监视器，又指巨蜥。——译注
① 后来世界语中 geedzoj 逐渐用于“夫妻”，gepatroj 用于“父母”，gefratoj 用于“兄弟姐妹”。——译注
① 威尔士语 glas 可指蓝、绿、灰等冷色，gwyrdd 指绿色，但草木颜色习惯用 glas。——译注
① 伯林和科依的基本颜色层级理论后来有修订，但作者此处依据1969年著作。——译注
① 俄语原文此处印刷模糊，译文按波卡列夫词典义项转写。——译注
① 指20世纪后期英语等语言中的性别中性化改革。——译注